动荡变革期中，中国制造面临贸易与技术层面的变局，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
文 | 赵秋艳 王珊珊 周青玲 张磊
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个动荡变革期是国际秩序重构期、大国博弈关口期、经济风险积聚期和科技创新突破期，四期叠加的结果。动荡变革期中，中国制造面临贸易与技术层面的变局，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
一是规则重塑。当前，新自贸协定、新圈子、新机制不断涌现。部分国家以国家安全、“人权”等问题为由，不断弱化全球化贸易规则，构建有利于发展本国制造业的“圈子”，重塑全球化规则，例如美国构建的“亚太经济框架”，G20提出的“印度-中东和欧盟经济走廊”，半导体领域的美日荷协议，关键矿产领域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另一方面，世贸组织规则限制产业政策的使用，但在动荡变革期，各国开启“补贴竞赛”，尤其是在清洁能源、半导体等领域，世贸组织规则中的“黄箱补贴”成为各国普遍采用的竞争策略。
二是供应链重构。当前，全球供应链已经从全球化时代的“离岸外包”、金融危机后的“在岸外包”，转为 “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中国部分制成品，已经随链主或成本加工环节，出现一定程度的外溢。
从美国进口情况看（据美国海关数据）， 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占比不断下降，已经从2017年的21.59%降至2023年前8个月的13.77%；而美国自东南亚和墨西哥进口比例不断增加，这也反映出近岸和友岸承接了部分制造业的转移。
三是各国重新界定关键新兴技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目前，各国在技术研判中，都基于本国优势，以“清单”的方式，重新界定关键新兴技术，如美国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欧盟发布了“经济安全关键技术”，日本发布了“特定领域关键技术”，韩国发布了“国家战略技术”等。通过各国清单的对比可以发现，美、欧、日、韩，都聚焦先进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机器人这五大领域，这也反映出发达工业国家对关键新兴技术的共识。
中国制造面临的贸易与技术挑战
当前，中国制造正面临贸易与技术的挑战，主要源于发达国家为保护供应链强势地位所采取的两大招数：限制别人、发展自己。
限制别人的主要做法体现在：一是不断充实政策工具箱，堵住规则漏洞，通过不断渲染“国家安全”，将关键新兴技术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确保本国关键技术不“外流”。
对内，强化对外资的审查，如美国已经对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实施外资审查，2022年又通过总统行政令，强化对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领域的外资审查；欧盟效法美国，实施投资限制，德国加强了对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审查；日本追加半导体等9类行业为外国投资重点审查对象。
对外，主要是通过“小院高墙”，保护关键技术。“小院高墙”原为2010年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时所提，近年来被“偷换概念”并不断扩大，“小院”是指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技术的“瓶颈”；“高墙”是划定严格的边界，如半导体领域的14纳米逻辑芯片、128层NAND闪存和半间距18纳米DRAM内存。
二是积极联合盟友，一方面为避免“盟友”填补本国企业撤出某些市场后形成的空缺，另一方面通过“协同共管”堵住技术的漏洞。在关键新兴技术领域，尤其是先进计算、人工智能等算力相关技术领域，目前，已经构建起“小圈子”并通过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美日荷的半导体协议、七国集团广岛宣言等新机制加强“盟友”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等。
发展自己，一是虹吸制造业回流本土。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为巩固技术领导力，各国重启产业政策，确保关键新兴技术国内制造。如美国以总统行政令，将国内制造纳入跨部门技术研发路线图；欧盟《2023战略前瞻报告》明确在十大关键领域采取行动；日本修订版《半导体与数字产业战略》，为国内制造提供大额补贴。在强化国内制造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双标做法尤为突出。
宽以待己——给予半导体领域高额补贴。作为21世纪关键基础技术，先进半导体是各国发展的重点。美欧芯片法都对市场份额有所预期，确保下一代技术在本国“扎根”。美国希望芯片法实施后，提高自身市场份额。欧盟芯片法的目标是，在半导体领域的市场份额从2020年的9%提高到2030年的20%。
目前，美欧日韩都出台各类补贴措施，确保下一代半导体技术在本国开发和生产：美国计划在5年内通过四类基金，实施527亿美元的补贴和25%的投资税收抵免；欧盟在2030年前投资430亿欧元，其中研究和创新领域33亿欧元，建设能力中心网络，并已批准12个欧盟成员国以及23家企业的80亿美元产业补贴计划；日本将在未来10年提供约10万亿日元（约合66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并且日本政府已为台积电和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铠侠和美国西部数据，以及美光科技的3个项目，提供了共计6154亿日元（约合40亿美元）的补贴，约占上述企业在日建厂总成本的1/3；韩国在2026年前引导企业未来5年投资340万亿韩元（约合2653亿美元），同时提高包括半导体在内“国家战略技术”投资税收抵免，大公司从8%提升至15%，规模较小的公司从16%提升至25%。
宽以待己——鼓励本国动力电池、清洁能源领域发展。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为符合美国制造和美国采购条件的清洁能源项目提供税收抵免；欧盟BATTERY 2030+研发计划提供2.72 亿欧元，为欧盟工业提供贯通电池价值链的竞争优势；2022年9月，日本发布的《电池产业战略》提出扩大国内制造能力，1000亿日元加强产业基础，占领新一代电池市场；韩国2022年《充电电池产业革新战略》要求“持续努力，增强全球领导力”，2030年投入348亿美元，对材料研发减税50%，对基础设施减税20%。
严以律人—限制本国乃至他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行为。为提高本国投资成效，发达国家还采取了多重限制竞争对手发展的策略，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及实施条例，通过国家安全护栏，对获得联邦资金的企业在受关注国家的投资实施限制，要求10年内实质性扩建不得超过现有产能的5%，重大翻新不超过10%。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电动汽车购置补贴和制造企业的税收抵免，与关键矿产和电池组件的来源挂钩。
二是以立法、禁令等形式，限制市场准入，保护本国市场。多次炮制“人权”理由，通过立法限制中国优势产业，如光伏、矿产、钢铝、纺织品和农产品的出口。
此外，在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电信市场，国外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尤为突出。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FCC清单，禁售9家中国公司的产品，既涵盖电信网络设备，也涵盖部分消费电子。
2023年，美国通过立法，将知识产权问题与制裁结合——针对“侵权企业”，可以采取出口管制、冻结资金等方式的制裁。近来，有议员还呼吁启动授权，将出口管制与市场准入挂钩，在限制对中国企业出口管制物项的同时，限制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三是构建新的供应链系统。主要体现在关键矿产领域。随着能源转型步伐的加快，对关键矿产的需求迅速增长。目前，英、美、澳、印、日、韩和欧盟等14个国家（地区）签署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确保镍、锂和钴的供应；美国分别和日本、韩国签署“关键矿产供应链协议”，涉及电动汽车所需的锂、钴、锰、镍和石墨，目前正在与英国和欧盟进行类似谈判；此外，美国和蒙古还就关键矿产领域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构建新合作机制的本质是把控清洁能源产业的全链条。
中国制造如何应变
面对上述变局和挑战，中国制造的应变之策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要加强理论规则研究。当前，新的规则正在酝酿，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数字贸易、新兴技术治理已成为主导未来全球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焦点问题。这其中，围绕贸易与技术的规则是核心，应密切跟踪国际规则前沿动向，研判未来趋势，加强理论和法律实践研究，尤其是新型产业政策、新贸易规则和新多边机制等。
二是加快夯实制造业根基。在制造业中，装备制造业是国家安全的保障。经研究发现，后工业化强国的装备制造业产值仍占其国内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一国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装备制造业。
对于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外溢，应客观、理性看待，针对可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涉及安全和关键技术基础产业环节，要留在国内，强化供应链安全。
三是界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和新兴技术。纵观各国发展制造业的着力点，都是将贸易与技术结合。为此，应根据国情开展技术界定与识别。夯实基础技术，布局新兴技术，是决胜贸易与技术变局的关键。对于基础技术研发取得的成果，要加强部门和政策的联动性，维护产业发展权益和发展空间。
作者为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机工智库研究员，编辑 | 韩舒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