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出品方/分析师:国盛证券 何亚轩 李枫婷)
01概念梳理:首次提级单列,战略意义凸显
1.1. 城中村改造提及单列,政策持续加码
“城中村改造”概念由来已久,属城市更新重要一环。
从规划学角度来看,“城中村”是指城市建成区或发展用地范围内处于城乡转型中的农民社区,内涵是“市民城市社会中的农民村”,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中村产生的制度基础。
城中村通常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居住环境较恶劣,且土地使用权性质多为集体土地,居民户籍为农村户口。
城中村改造概念由来已久,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即提出“推进‘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改造”,后续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2015年“十三五”及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分别提出“加快推进集中成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和“因地制宜改造一批城中村”,城中村相关政策表述逐步细化。
近期高频发声、政策提级单列,城中村改造战略高度与重要性提升。
今年以来,中央高级别会议多次提及城中村改造问题:4月28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6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云泽于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表示将“强化对投资的融资保障,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
以往国家层面的政策大多在城市更新的大范畴之下对城中村改造做出指引,今年将其提级单列,出台针对性政策,战略高度与重要性明显提升。
7月21日国常会审议通过《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顶层政策已正式落地,7月24日政治局会议强调应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预计后续相关细化支持政策有望陆续出台。
城中村改造实施意义深远,推进动力充足。
超大特大城市是当前推进城中村改造的主要范围,作为带动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增长极,此类城市通常面临城市土地资源短缺、居住成本偏高、城市内部发展不均衡等共性化问题。
城中村作为相对中心区域的存量房源地,存在布局凌乱、房屋破旧密集、公共服务缺失、环境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等问题,与城市核心区域形成较大反差,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因此,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地产疲弱态势下,城中村改造有望成为后续稳增长、稳地产重要抓手,战略意义凸显,后续政策有望加力推进。
1.2. 城中村改造、棚改、老旧小区改造差异探析
城中村改造、棚改、老旧小区改造均属城市更新范畴,对比看,三者在土地性质、改造范围、主导方、改造方式等多个维度均有较明显差异:
Ø 土地性质:城中村的土地多为集体所有制,且大多处于城市核心地区,而棚改、旧改涉及的土地基本均为国有土地,土地性质不同是城中村改造特殊性的重要来源。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核心区别在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不能进行市场交易,因此与国有土地相比市场估值差异较大。
Ø 改造范围:棚改和旧改覆盖全国,且棚改以三四线城市为主;本轮城改主要集中于超大特大城市(住建部划定19个;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21个),其GDP、人口、地产投资在全国占据重要份额(2021年占比分别为32%/21%/37%),但区域范围有限。
Ø 主导方:城中村改造与老旧小区改造均具有一定市场化属性,主导者为“政府+市场”,而棚户区改造以政府为主导。
Ø 改造方式:本轮城改受到城市更新“四道红线”约束,强调“拆除新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棚改主要为拆除重建,旧改主要为翻新修缮,城改介于二者之间。
Ø 安置方式:棚改采用房屋安置和货币化安置相结合的方式,货币化安置比例或超50%。本轮城中村改造安置方案尚未完全敲定,从目前已公布的城市来看,北京明确以房屋安置方式为主,郑州、南京可采用房票安置,济南鼓励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预计本次城中村改造货币化补偿比例可能较小,或更多通过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进行实物安置。
Ø 资金来源:城中村改造资金来源多元,7.21国常会明确要“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资金来源包括财政资金、地方债务、政策性银行贷款、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等,与旧改更为类似,而棚改主要由中央通过PSL(抵押补充贷款)直接支持。
Ø 推进节奏:城中村改造要“坚持稳中求进、积极稳妥”、“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相较于旧改明确要求“十四五”完成目标、以及棚改定调大力推进,从当前政策导向来看,城中村改造节奏预计相对较缓。且城中村改造多涉及农村集体土地,需统筹处理各方利益诉求,实施难度可能更大,预计整体周期较长。
02 项目模式:谁来主导?资金从哪来?
2.1. 主导方:以政府主导、开发商主导、村企合作三种模式为主
城中村改造项目包括三类改造主体:政府、开发商及村集体股份公司。各地区的主导方有所差异,部分可能采取2-3个主体共同合作的形式,如政企合作、村企合作、政企村三方合作等。
从各地实践看,按照各主体在前期土地征收环节的话语权高低,可将改造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开发商主导、村企合作三大类:
政府主导:以杭州、上海为代表,由政府牵头土地征收
政府主导类项目一般由政府直接出面,牵头与村集体协商土地征收、安置补偿等事宜,前期安置成本需由政府出资,部分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可能采取引入社会资金方式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垫资压力。政府主导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项目推进效率高,前期土地整理周期短,采取该模式的代表性城市包括杭州、上海、济南、长沙等:
Ø 杭州:形成“政府主导”、“做地+收储”城中村改造模式。
近年来杭州市“城中村”改造的主流方向为:由市政府确定做地计划,政府下属的做地主体开展土地整理,完成做地后交由市土储中心收储,最后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土地挂牌出让。
其中做地主体主要包括三类:1)市土地储备中心;2)市级做地主体(钱江新城管委会、杭实集团、市城投集团等7家单位);3)区级做地主体(各区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三类做地主体均为政府所属机构或国资企业。
杭州模式有两大特点:1)政府完全把控前期土地整理工作;2)政府垄断一级市场,一级和二级土地完全分离,用地主体不一定是做地主体。
Ø 上海:政府主导审批,国企拆迁开发,资金筹集多元化。
上海城中村改造项目由政府主导一级开发,且将70%左右的二级开发授权国企,以保障城市更新项目的落地效果,同时持续探索民营资本参与模式。2014年起上海集体经济组织可引入合作单位共同改造开发,2014-2020年间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占比达80%。
根据房管局披露,截至2022年底,全市已批准的62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引进社会资本达5500多亿,主要来源包括实施改造主体出资、金融机构配套融资、由房企和保险资金共同设立的城市更新基金等。
以上海最典型的城中村改造项目普陀区红旗村为例:该城中村地块占地面积586亩,于2014年被列入上海第一批36个城中村地块中11个试点项目之一,2014年10月项目得到批复正式启动。该项目改造实施主体为上海中环天地投资有限公司(普陀区属国企中环集团和地块所在长征镇的现代天地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2016年末土地一级整理基本完成。
2018年10月,上海海升环盛地产商(中海地产、中环投资、新长征联合成立)以93.99亿元地价摘得红旗村四块地;2020年1-2月,海升环盛再以19.14亿元拿下红旗村剩余旧改地块。
开发商主导:珠三角为主,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
开发商主导模式指开发商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建设、销售等,按市场化形式进行综合开发,整体方案、布局、资金运作均由开发商自行承担,期间政府仅发挥市场引导及流程监管作用,包括发布城中村改造地块规划、审批开发商上报的开发流程等。
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开发商能够顺利拿地,并在更新改造过程中通过容积率的突破来平衡投入,深圳、珠海主要采取该模式,其优势在于政府前期无需投入,不受财政资金限制,劣势在于开发商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可能忽略城市全局规划目标,仅选择盈利前景好的项目进行开发,且由于开发商模式缺少政府介入,与村集体协商征收、安置事宜中可能存在一定阻碍。
深圳大部分项目均为开发商主导模式,以宝安沙井大街片区(金蚝小镇)改造项目为例:2019年2月,宝安区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启动该区域片区规划和统筹研究工作,确定改造的具体实施路径和方案。
9月村集体召开股东会,11家股份公司以超过90%的意愿高票通过,通过率创近年新高,有效推动项目立项。2020年4月方案上报市政府审批,6月市政府批准予以公告。
村企合作:广州传统旧改模式,村集体协商选取合作企业
旧村改造过程中,村集体通常存在经济实力不足与经验欠缺的问题,因此引入合作企业成为旧村改造的重要契机。
在政府、村集体、企业三方合作的模式中,政府作为主导者和审批者,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以及对上报方案进行审核来规范开发商的行为,保障村民利益;合作企业作为运作者,通常在“基础数据经区政府核查公布后”介入,负责项目的具体推进和市场化运作,在充分理解政策的基础上与村民协商拆迁补偿;村民作为土地提供者,对项目能否开展具有投票权,80%以上的村民投票同意后,旧改项目方可实施。
村企合作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合作模式趋于成熟。
2011年,《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城中村改造有关程序的通知》[2011]51号文将“合作企业”纳入自主改造的选择范围,提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公开招标或集体表决方式选择合作企业”;2012年《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补充意见》[2012]20号文件中对合作企业引入方式进行限制,仅保留了公开招标方式,并一直沿用至今;2015年,[2015]56号文将合作改造列为与自主改造和征收储备并列的改造模式,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趋向成熟。
村企合作改造案例:茂名市旧塘村改造项目
Ø 项目概况:旧塘村项目改造类型为旧村庄改造,于2010年启动。根据“三旧”改造政策,旧塘村项目通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公开选择合作主体,最终确定合作企业为茂名市天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项目总投资超过8亿元,建设资金由项目联合公司自筹解决。该工程已于2016年竣工验收,交付村民使用。
Ø 合作方式:2010年10月,在政府引导下,旧塘村村民与茂名市天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改造协议;2012年4月,天韵房地产与茂南区站前街道办高凉南第一经济合作社联合成立茂名市天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大会代表)2/3以上人员表决同意的前提下,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集转国),并协议出让给项目联合公司,联合公司章程中对改造地块应返还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分配、拆迁补偿安置的权益内容进行约定;2013年1月。完成旧村庄集体建设用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报批;2013年12月项目开工建设;2016年10月竣工验收,交付使用。
2.2. 土地开发模式:主要包括做地收储、一二级联动两大模式
土地一级开发为城中村项目推进最核心环节。
土地一级开发指由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国有土地、乡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使该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达到一定的建设条件(“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使之成为“熟地”,再对熟地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的过程。
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土地一级开发阶段最为繁琐,且投入成本高(包括前期协商、安置补偿费用),一级完成后的“熟地”开发与一般的城市片区开发项目周期基本一致。
按照政府对一级开发阶段的垄断程度,可将城中村地块开发模式分为两大类:
Ø 做地收储模式:政府完全垄断一级开发
做地模式下政府完全垄断一级土地开发,由政府指定的做地主体(一般为地方城投或下辖区政府)开展土地整理工作,一级整理工作完成后,将“熟地”纳入储备库,并进行市场化招拍挂。该模式一般需由政府自行承担前期成本,财政资金压力较大,如在一级开发阶段引入社会资本,纯做地模式下很难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规收益,有数个硬性规定较难突破:
1)2016年印发的《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项目承接主体或供应商应当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按合同约定数额获取报酬,不得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挂钩;
2)2017年财政部发文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行为,其中规定储备土地前期开发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因此如果做地模式下引入社会资本,早期只能通过“二级补一级”的违规方式,即用“熟地”转让的土地交易收入来弥补社会资本的一级开发成本。
后随着土储资金监管趋严,政企磨合出了按绩效考核支付模式:通过将招商引资、产业导入等运营内容纳入土储项目,将其转为综合性项目,社会资本按照后期综合性营商环境运营的绩效考核获取收益,规避了地方财政支出的违规情节。
Ø 土地一二级联动:通过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保障一级开发主体收益
土地一二级联动指负责一级开发的开发商可通过协议出让等形式直接获得二级开发的土地使用权,无需经过市场化拍地流程。该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开发商参与一级开发的积极性,并通过一二级资源嫁接降低总投资成本,同时减少前期政府的资金投入及投资风险。
一二级联动方式包括协议出让、定向/带方案挂牌等。根据土地转让的相关法律规定,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授予社会资本,因此市场化较高的经营性地块基本上难以实现一二级联动,目前各地的一二级联动项目主要基于各地专门针对城市更新领域出台的条例。
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各地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城市更新项目的一二级联动:
1)协议出让:根据《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协议出让是指国家以协议方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同一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方可按照本规定采取协议方式出让,但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除外。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城市更新立法的城市,在《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中提出“实施主体应当先按照规划要求向政府无偿移交公共用地,再申请以协议方式取得更新单元规划确定的开发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北京于2022年发布《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提出“支持存量用地协议出让,鼓励租赁等灵活配置方式”。
2)“带方案”挂牌:即土地出让前,政府将城市设计、建设工程方案、功能运营、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要求予以明确,作为土地出让的前提条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在不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可在土地供应前,按程序纳入供地方案,实施“带方案供应”。目前浙江、重庆、沈阳、长春等地均有相关实践案例。
3)定向挂牌:土地管理法中无明确表述,一般指对土地受让企业经营范围、自持比例、规划条件等做出一定限制。
定向挂牌与“带方案”挂牌都是通过一定限制条件,将能够参与土地摘牌的社会资本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针对那些没有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的或者没有参与项目前期实施的社会资本,形成信息壁垒和信息不对称,进而将一级实施主体在更小范围内、较大概率的锁定为二级开发拿地主体,实现一二级联动。
2.3. 资金来源: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多元筹资
城中村改造的资金来源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资金及市场运作两大类。
1)政府主导资金:包括财政资金、政府专项债、政策性银行贷款、政府主导类城市更新基金等。其中城市更新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企,同时吸纳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及民间资本等社会资金,城市更新的母基金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其主要作用在于利用政府性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发挥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以加快城市更新进程。
2)市场运作资金:包括非标融资、商业银行贷款、REITs、其他社会资本等。
城中村改造不同阶段的资金来源有所差异。以深圳城中村改造类项目为例,在规划批复前期,项目风险较高,商业贷款较难批复,因此在没有政府资金参与的情况下,改造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非标融资等;取得规划批复之后,可申请银行贷款(如开发贷),后在开发建设阶段可通过F+EPC模式引入施工主体资本;项目建成后,可探索通过REITs等资产证券化形式引入社会资金,回收现金流用于再投资。
2.4. 安置方式:以实物、货币安置为主
现有安置政策以实物、现金补偿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采取重新安排宅基地建房、提供安置房或者货币补偿等方式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从实践看,主要包括三种安置方式:
1)货币补偿,以相关规定计算的应补偿面积,按照征收区域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结算货币补偿金;2)房屋安置,由当地政府提供安置房屋或迁(重)建宅基地,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房屋差价或房屋重置价格;3)房票安置,由政府出具给被征收人购置当地住宅房屋的房票,金额按规定计算,仅限用于购买当地可用于安置的征收安置房。
目前各地政策不一,超大特大城市的补偿方式以实物及货币安置为主,仅郑州、南京提出采用房票安置。
03 规模测算:有望拉动近10万亿建安投资
3.1. 测算范围:19个超大特大城市,后续可能扩容至32个
根据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为超大城市;500万到10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300万到500万的为I型大城市。
7·21国常会指导意见框定此轮城中村改造范围为超大特大城市,根据住建部于2022年10月公布的《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我国共有8个超大城市和11个特大城市(见图表20),2022年超大及特大城市累计房地产投资占全国的37%。
进一步考虑I型大城市人口流入,改造范围可能扩容至32个城市。
根据《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我国有13个城市人口处于300-500万间,包括长春、苏州、南宁、昆明、宁波等,部分城市近两年人口大规模净流入,常住人口已突破500万,有望跻身特大城市行列。
此外,自然资源部于9月印发《关于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等15个省(市)的43个城市开展为期4年的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
该政策作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配套文件,规定未纳入试点范围的超大特大城市及具备条件的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均可按照通知内的细则执行。
当前I型大城市中的部分地区如宁波已启动城中村三年(2023-2025)改造行动,后续其他I型大城市有望陆续参与城中村改造进程,改造范围可能扩容至32个城市。
3.2. 投资规模:存量城中村建面6-11亿平,预计拉动建安投资9.6万亿
3.2.1. 测算方式一:按自建房占比测算存量城中村建面约6亿平
由于城中村大部分为集体用地,地块住宅以自建房为主,因此我们可用各城市的自建房占比来体现城中村房屋建筑面积占全市住宅面积的比例。
按照各市城区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自建房比例加总,初步测算得19个超大特大城市存量城中村面积约5.9亿平(非地级市的自建房占比用全省数据替代)。考虑到城中村地块上除了自建房外还包括其他工商业建筑,实际数值预计远高于测算结果。
3.2.2. 测算方式二:按城中村密度测算存量城中村建面约11亿平
考虑到自建房占比测算无法纳入工商业等房屋建面,因此进一步采用城中村密度法来估算存量城中村面积,即通过假设各个城市的城中村占地面积比例来测算城中村房屋建面总额:城中村房屋建面=城区总面积*城中村面积占比*房屋建面占比,其中:
1)城区总面积:参考住建部《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城市城区面积。
2)城中村面积占比:从公开信息看,仅深圳、广州、武汉、西安披露城中村占地面积,分别约占城区总面积的18.1%/14.4%/15.2%/9.2%。借鉴五座有公开信息的超大特大城市,我们假设上海、北京、成都、天津、杭州这四座城市的城中村面积占比约3%(城中村改造起步较早,推进效率较高);其余城市的城中村面积占比约5%。
3)房屋建面占比:根据深圳城中村小助手微信公众号披露,深圳全市城中村的房屋建筑面积约2.1亿平,占城中村占地面积的58%。考虑到广东地区城中村建面密度较高,我们假设广州、东莞的建面占比均为50%,其余地区为30%。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测算得19个超大特大城市合计城中村建筑面积约10.8亿平。
3.2.3. 建安投资规模:按假设中值测算预计约9.6万亿
基于单位建安投资*待开发城中村建筑面积测算,城中村改造有望带动9.6万亿建安投资(取各项假设中值),按8-12年改造周期对应年均投资规模7969-11953亿元,占2022年房地产建安投资总额的10%-15%。
1)待开发城中村建筑面积=城中村建面*开发容积率,其中城中村建面我们选取两种测算方式的中值(8.5亿平),开发容积率按照1-4进行敏感性测算。
2)单位建安投资:考虑部分项目拆迁比例较低,单位建安投资给予相对偏低假设,按照3000-6000元/平进行敏感性测算。
3.3. 重点城市改造规模梳理
目前19个超大特大城市中,已有多个城市发布城中村改造相关规划,上海、深圳、广州等6个城市已公布具体改造目标。
广州:2023年改造计划显著提速,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3亿元
2009-2014年,广州作为全国最早的“三旧”改造试点,大力推进琶洲村、杨箕村、林和村等城中村改造工作,后续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改造。
2020年,广州制定新一轮城市更新“三年实施计划”(2020-2022年),计划在三年内推进以中心城区为重点的83条城中村改造,力争到2023年底前,33条已批复改造实施方案的城中村基本完成回迁安置房建设,其余50条城中村回迁安置房开工建设。
2023年改造目标显著提速,计划推进12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包括49个续建项目、20个新开工项目和58个前期项目,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83亿元,占全年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49%(全年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2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
截至2023年8月,全市累计批复城中村改造项目82个,面积约38平方公里,规划新配建公建配套设施621万平方米,新建村民复建安置房31万套。
上海:城中村改造进度领跑全国,预计2032年完成全部城中村改造
上海于2014年启动首批4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截至2022年底49个推进的城中村改造中,动迁已完成97%,动迁收尾已完成40个项目,安置房开工率90%,15个项目已开始商品房销售。2021-2023年上海分别追加认定5/8/8个城中村项目,累计已认定项目70个。
2022年上海举行“两旧一村”改造工作推进会,提出用两届政府10年时间完成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不成套旧住房以及城中村改造,其中城中村改造方面,上海规划到2025年底,中心城区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面启动;到2027年底,中心城区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面完成,五个新城等重点区域城中村改造规模化推进,同步推进实施规划拔点、环境综合整治;到2032年底,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面完成(2014-2032年共耗时19年)。
其中,2023-2025年规划启动30个城中村改造项目,2023年拟新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10个,改造老旧村(居)民房屋不少于130万平方米,受益村(居)民不少于4000户。
深圳:城中村改造起步领先,存量规模巨大,2023年计划推进4.9万套(间)
深圳“城中村”改造始于1999年,起步领先全国,城中村存量规模巨大。
2021年,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深圳市城中村用地总规模约320平方公里,约占深圳土地总面积的16.7%。
深圳共有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城中村336个,自然村1044个,城中村农民房或私人自建房超过35万栋,总建筑面积高达1.2亿平方米,占全市住房总量的49%。
2019年深圳发布《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规划期内全市划定的综合整治分区用地规模为55平方公里。
2023年2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深圳市城中村保障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指引》,其中提出“安全、配套、建筑、绿色”四项改造要点,为全市推进城中村保障性住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提供明确指引。
2023-2025年,深圳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46万套(间)、建筑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米,2023年计划推进4.9万套(间)城中村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项目。
此外,成都“十四五”时期实现城中村改造约束性指标6800户,2023年计划城中村改造2448户;东莞划定城中村型村庄242个,2023年同步铺开4个街道和28个镇的城中村改造;青岛2023年计划推进城中村改造项目85个,计划完成投资175亿元。
除19城以外,厦门已于2023年5月发布《厦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计划在3年时间实现108个行政村治理全覆盖,昆明2023年拟启动4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预计后续其余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将积极跟进,中央层面总体规划也有望落地。
04 政策预期:强化政府主导,资金支持有望进一步加码
4.1. 资金支持:专项债、专项借款等中央支持政策有望出台
回顾棚改:PSL、专项债提供主要资金支持。自2014年起,我国棚改进程迈入加速期,为满足棚改资金需求缺口,央行于2014年4月设立PSL(抵押补充贷款)创新型政策工具,2015年起国开行棚改贷款及PSL提供资金规模显著扩张,为棚改提供了充裕资金。
2015-2018年间,棚改建设规模年均超600万套,年均7500亿元的PSL贷款成为棚改最主要资金来源。
2019年后PSL支持力度随建设规模同步下滑(2019年新增资金回落至2670亿元),后续建设资金逐步依赖专项债:2019-2022年棚改专项债发行规模分别为7032/3945/4441/3625亿。
展望此轮城中村改造:中央资金支持力度预计加码,同时强调市场化资金参与。
城中村项目前期资金投入大、实施周期长,在当前地方财政压力大、房企资金紧张态势下,前期资金筹集为核心难点。
借鉴棚改经验,后续相关资金支持政策有望发力,政策预期包括:
1)将城中村改造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为城改提供长期低利率的资金来源。
2)设立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资金可来源于政策性银行发债、PSL),如若大规模提供,有望大幅加快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节奏。
此外,本次指导意见重点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持,积极创新改造模式,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努力发展各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考虑到当前地方债务压力较大,中央资金支持政策预计以提振民间资本信心为主,规模预计小于棚改,资金来源仍将集中于多元市场化资金。
4.2. 模式优化:强化政府主导,实行“净地出让”
强化政府主导,要求必须实行“净地出让”。此次城中村改造要求“必须实行净地出让”,“净地”一般指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建(构)筑权属清楚、补偿安置落实到位、无法律经济纠纷、规划条件明确并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以往在部分城市的改造项目中(特别是开发商主导类的项目),由于政府监管力度较低,部分“净地”可能变成了“扯皮地”、纠纷地,对后期二次开发形成了较大阻碍。
当前提出“净地出让”实际是为了加大前期政府的主导作用,保障征收进程顺利推进,同时加快存量未决项目改造进度。一般而言“净地出让”意味着一、二级土地开发分离,“净地”需纳入土储后采用市场化招拍挂形式确认二级开发主体,但实践中也可通过协议出让、定向挂牌出让等形式实现土地一二级联动。
广州出台“做地10条”,大幅优化此前旧改模式。
2023年3月广州市政府印发《广州市支持统筹做地推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的通知》,规定由政府认定国有企业作为做地主体,且将资金需求规模最大,推进困难最多,程序最复杂,期限最长,不确定性最强的前期工作交给政府及国企负责,减少项目的风险,提高项目的推进效率。
同时,广州市政府提出也可采取“改储结合、带方案招商”的模式,即区政府依据已批的详细规划、片区策划方案,将征收补偿安置工作与融资地块土地使用权一并通过公开招商的方式,选定做地主体,做地主体在完成前期各项工作并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后,以协议出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可选择优质企业合作共同进行开发建设。
在“做地10条”前,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以市场化主导为主要模式,部分项目由于缺少政府介入,推进效率较慢,通过强化政府引领作用,有望显著加快前期征收进程。同时,广州保留了通过土地一二级联动引入市场化资金的模式,属于传统广深模式与杭州模式的折中。
通过项目模式优化,广州城中村改造效率有望明显提升,后续如若深圳、珠海等城市出台相关政策,预计广东地区城中村改造进程将大幅提速。
4.3. 开发模式:与保障房建设紧密结合,多业态并举
业态模式多元,综合性房企有望受益。《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指出应“把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好”,同时提出“积极创新改造模式,努力发展各种新业态,实现可持续运营”。
因此,本轮城中村改造并非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多目标(公益、非公益)、多业态的组合,以实现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公共空间的平衡发展。对于开发主体来说,具有产业链优势、运营板块多元、且融资能力强的综合性企业有望率先受益。
深圳率先发布城中村保障房改造指引,后续其余地区有望接续出台。
我国于2021年7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了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架构,2022年1月住建部提出“十四五”期间40个重点城市计划拟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650万套(间),预计可解决1300万人的住房困难。
当前深圳已率先发布城中村保障房改造指引,并于2023年2月召开城中村保障性住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暨三宜小村建设动员会,提出2023-2025年全市将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不少于46万套(间),建筑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米,后续其他城市有望接续出台政策鼓励城中村改造用于规模化建设保障性住房,随着城中村改造进程提速,保障房建设有望同步加快。
05 重点标的梳理
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加快推动城中村改造,我们测算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有望拉动近10万亿建安投资,预计将成为当前稳增长、稳地产重要抓手,战略意义凸显,后续资金支持、模式优化、多元业态开发等细化政策有望持续加码,相关进程有望提速,城改龙头核心受益:
1)设计规划,城改启动需地块规划及建筑设计先行:深圳房建设计龙头华阳国际(PE17X,2023年PE,下同)、上海建筑设计龙头华建集团(PE11X)、城市规划龙头蕾奥规划(PE35X)等。
2)开发施工,建筑央国企在城市综合开发建设中具备领先优势和丰富经验,预计是此轮城改主要实施方:区位优势显著的地方国企上海建工(PE8X)、隧道股份(PE6X)、安徽建工(PE5X);央企旗下保障房建设子公司中铁装配。
3)检测评估,拆整结合类城改项目需配套房屋质量检测及评估:建工检测评估龙头国检集团(PE28X)、深圳瑞捷(PE58X)、上海建科。
4)装饰装修,城改提速将显著带动地产后周期的装饰装修等相关需求:装饰龙头亚厦股份(PE23X)、金螳螂(PE8X)。
5.1. 华阳国际:深圳房建设计龙头,深耕城市更新领域16年
民营房建设计领军企业,参与深圳多个重点城中村改造项目。
公司为建筑设计行业的领军品牌,2000年成立于深圳,经20余年发展已形成由深圳/香港/上海/长沙/武汉等区域公司、华阳规划设计院、室内设计公司、造价咨询公司、建筑产业化公司等组成的建筑全产业链布局。
公司下游积累了万科、华润、保利、招商、中海地产等多个优质客户,同时与深圳工务署及各区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城市更新方面,自2007年大冲旧村改造(深圳华润城),公司已在城市更新领域深耕16年,成为城市更新制度、设计协作制度的首批参与者。迄今为止,城中村改造实践遍布深圳、广州、东莞、长沙、合肥等全国多个超大特大城市核心地段。
根据深圳城中村小助手公众号披露,当前深圳存量城中村建筑面积约2.1亿平,按照4500元/平的单位建安投资测算,建设环节总投资约9450亿元。我们按照设计费率4%-8%,公司市占率20%-40%,进行敏感性测算,估算得深圳城中村改造提速有望为公司带来76-302亿元业务增量,中值假设下对应业务增量170亿元。
装配式设计实力强劲,保障房全产业链覆盖。
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展装配式建筑研究的企业之一,自2004年起启动装配式建筑设计。近年来,公司持续延伸装配式产业链,已形成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施工、装修等核心环节的集成技术体系。
作为装配式建筑的重要应用领域,公司大力发展保障房建设业务,长期扎根深圳市场,多次参与制定深圳市住房保障政策及城市保障性住房设计标准,2022年公司与深圳人才安居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推进设计牵头EPC工程总承包及代建模式,后续随着深圳保障房建设提速,公司相关订单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风险提示:地产政策风险,城中村改造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
5.2. 华建集团:上海国资房建设计龙头,有望受益上海城市更新推进
业务底蕴深厚,上国投入主推动变革。
公司前身为1952年成立的华东院和1953年成立的上海院,1998年两院合并组建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作为新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建筑设计集团之一,公司参与了中苏友好大厦、金茂大厦等多个重点标志性项目,是国家战略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2021年11月,现代集团将其持有的2.5亿股华建集团股票无偿转让给上海国投公司,华建集团控股股东由现代集团变更为上海国投公司,实控人仍为上海国资委。
上海国投公司成立于2021年3月,是由上海国资委出资并直接监管的大型国有资本投资平台公司,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华建集团作为其第一批战略性持股企业,有望率先受益上海国企改革,实现业务高质量发展、创新性转型。
城市更新深度参与者,存量改造业务打造新增长点。
公司在城市更新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目前全面投入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更新和五个新城建设,已加入青浦新城开发者联盟、金山“上海湾区”城市空间规划专家服务站,受聘成为相应区域建设专家。公司建立“5+2”新城业务推进机制,2022年在“5+2”新城签约合同额达20.66亿元,约占全年订单总额的17%。
公司长期深耕上海市场,区位优势显著,同时具备多个标杆性项目业绩,品牌实力突出,如若上海城中村改造提速,有望为公司订单增长注入新动力。
此外,上海近年来城中村改造进度领跑全国,项目模式成熟,公司业务覆盖全国31个省市,后续有望将上海的改造经验推广至其他城市,业务规模有望稳步提升。
2023H1公司新签合同额同增30%,签单显著恢复,随着城中村改造需求逐步释放,公司新签订单有望维持较快增长。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力加剧风险、上海城市更新进度不及预期风险。
5.3. 蕾奥规划:城市规划设计龙头,深度参与深圳城市更新
城市规划设计龙头,开拓城市运营第二增长曲线。
公司为深圳本土城市规划设计龙头,业务覆盖国土空间规划、战略规划、城市设计、城市更新、TOD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自2008年成立以来,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张,以深圳总部为依托,在北京、南京、宁波、西安、广州、佛山等10余城市建立了直属的分支机构和投资运营的子公司,市场覆盖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由营建阶段向营运阶段过渡,公司积极调整战略,提出“智慧城市规划运营专家”的发展定位,加大在智慧城市与运营业务方面的投入,并以智慧和运营为核心,以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建设项目的运营需求为导向,为客户提供系统化的智慧、运营综合解决方案。
当前公司业务覆盖规划设计和工程设计、城市运营、智慧城乡、投资业务四大板块,涉及空间规划、项目运营、投融资管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城市AIGC应用、创新业务孵化等多个领域。
深度参与深圳城市更新,成立城市更新全资子公司及专业化部门。
公司城市更新类业务包括城市更新总体规划、产业园区改造、城中村及旧居住区改造、城市微更新和土地整备等,该板块为公司拳头产品之一,属公司重点发展业务。
公司长期参与城市更新工作,成立城市更新全资子公司与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部门拓展相关业务,被广东省住建厅认定为广东省城市更新研究工作站,业务实力突出。
公司承接了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笋岗片区、龙岗区天安岗头、龙华区“共和社区改造”、罗湖区东湖街道布心村水围村等多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并将深圳的城市更新经验持续向其他城市输出,在东莞、珠海、南京、成都、沧州等城市开展了东莞市凤岗镇竹尾田村、珠海市凯威东大科技园地块、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以北片区等城市更新规划工作,项目经验丰富。
2023H1公司城市更新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724万元,占营收总额的24.4%。公司在城市更新项目中主要承担规划设计环节,处于项目产业链最前端,有望率先受益城中村改造进程提速。
风险提示:规划行业空间收缩风险、城市更新业务开拓不及预期风险。
5.4. 上海建工:上海区域施工龙头,大力开拓城市更新新兴板块
上海区域施工龙头,布局建筑工程全产业链。
公司成立历史超60年,参与了卢浦大桥、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等大量国内知名建筑物的建设。经多年发展,公司形成了以建筑施工业务为基础,设计咨询、建材工业为支撑,房产开发和城市建设投资业务为两翼的核心业务架构。
近年,公司积极拓展城市更新、水利水务、生态环境、工业化建造、建筑服务业、新基建领域等六大新兴市场。
目前,公司“五大事业群+六大新兴业务”覆盖投资、策划、设计、建造、运维、更新全产业链,可提供全生命周期整体解决方案,综合实力突出。
依托全产业链优势,积极参与城市更新项目。
城市更新为公司积极拓展的六大新型市场之一,主要涉及建筑修缮改建、历史地区保护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改建与提升等业务。
公司全产业链优势突出,可从投资开发、设计咨询、施工维保等全方位参与历史街区保护开发、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楼宇再造、市政工程改造,2023上半年公司新签城市更新合同额76亿元,重点跟进金陵东路修缮改造、七重天宾馆改造提升、永安百货改造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
作为上海国资建工龙头,公司综合实力强劲,全产业链优势突出,融资成本低,在综合开发类城中村项目中具备显著优势,随着城中村改造推进提速,公司城市更新板块有望快速增长。
风险提示:施工回款不及预期风险、毛利率波动风险。
06 风险提示
城中村改造进程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测算误差风险等。
1)城中村改造进程不及预期:城中村改造涉及的产权性质较为复杂,项目周期较长,如若改造进程不及预期,可能会对建筑企业开拓相关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2)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当前针对城中村改造的细化支持政策尚未出台,如若后续具体政策不及预期,可能影响城中村改造推进进程。
3)测算误差风险:文中对各城市城中村存量面积及建安投资规模进行测算,可能存在测算误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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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来自【远瞻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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