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第82——9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1993.2.5)
一、市场经济中有强制发生作用的规律性
规律这个概念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哲学提出的,它含有自然法则的意义。
规律是一种来自外部(客观)的强制性。面对规律,人的选择自由仅仅体现在你要成功还是要失败上。要不失败,人就不能不遵循规律。
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人,是以谋求最大利润作为经济活动目标的。这种有目标的活动,不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因为目标制约了行为。为了获得利润,人们不得不服从经济中的一些原则,不得不适应一定的客观情况。否则,就会招致经济活动的失败。
所谓市场经济规律,就是制约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否获得利益,在市场竞争中支配成与败的普遍原则。
市场经济中存在一些重要规律。这些规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普遍出现,反复发生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不了解不重视它们,企业就不能赢利。违背它们,国民经济就陷入混乱。
甚至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从它建立了商品生产体制的时候起,与市场经济在实质上相同,只是在表现上有所不同的一些经济规律,就在隐蔽地发生作用。
一种好的经济理论,应当包涵对制约经济活动成与败的那些普遍原则的认识和说明。并且,它应当在经济实践中是确有成效的。否则,即使是被严密的数学公式层层包围起来,在学术上似乎构造非常精致的一种体系,也是无用的坏理论。遗憾的是,近年在中国较为流行的正是不务实的此类经济理论。
以下的四个原则,可以认为是属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反复出现和得到广泛验证的普遍规律。这就是:
1.市场有限性规律;
2.投资效益递减规律;
3.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4.市场经济呈周期性上升与下降的运动规律。
这四个规律是互相联系的,其实可以看作同一个规律的逻辑推演。
正是由于无视这些规律的存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改革中陷入了导致经济崩溃的困境。目前俄罗斯及独联体以及东欧的经济学家,可以说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非常痛苦地从经验事实中,重新认识这些规律。
二、论市场有限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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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是“市场”。一般看来,市场只是交易场所。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本身是决定生产单位的生存机会和利润数量的命根子。
有市场,才有生产者的就业机会,才有获取利润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乃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最大、最宝贵的经济资源。自从有近代市场经济以来,世界历史——不管是争夺殖民地的历史、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以及战后全部热战和冷战的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斗争只是表象。实质斗争,最终都是围绕着争夺世界市场而展开的。现在和今后也还是如此!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表达为一种经济规律,即市场决定利润的规律。简单说就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产业及商品,它面对的市场规模愈大,则获利机会愈大,利润也愈高。而面对的市场规模愈小,则利润愈低。利润与市场规模成正比。新古典理论常说的所谓“供求关系决定竞争价格”的关系,只是非常肤浅地反映了这个规律而已。
许多人把企业是否赢利的根本因素,看作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但是与“市场决定利润”这一规律相比,技术与管理的因素是第二位的。因为改善技术与管理的目的,正是为了夺取和控制市场。
举一实例,比如办一个卷烟厂。假如存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吸烟者市场,而该厂又能在市场中取得垄断销售地位的话,那么它即使管理差,技术工艺质量差,也不会发愁销售,并且也能取得高额利润。
但是假定,由于看到这个烟厂有很高的利润,吸引更多的人从事对香烟业的投资,其结果必然是新烟厂将越办越多——香烟生产力大大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原来的市场对香烟的需求(消费量)规模,仍是不变的、稳定的——消费烟的速度,未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增长。那么,随着新烟厂的日益增多,各厂家销售香烟的难度,就将不断加大。同时香烟的库存,也就会不断增加。由此就会逐渐发生销售困难,即产成品库存大量积压的问题。
销售困难的结果,将导致厂家投入生产的资金难以回收,资金周转势必发生困难。(在这时,所谓三角债、还债难的问题,也就自然会发生。所谓“三角债”就是由于产成品销售困难,致使厂家缺少还债的流动资金。)这不单纯是管理失效的问题,也不是企业内部机制的问题,而是在市场趋向饱和后,厂家销售发生困难,导致资金循环困难造成的。
在一个市场经济系统中,一系列重要厂家的普遍资金困难,将导致影响经济全局的金融信用危机,最终引发经济危机。
这是一个小例子。但用它可以说明:市场的容纳空间和需求结构,乃是决定企业、生产者利润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市场规模决定利润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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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无论在国内或在国际间,市场总是有限的。因此,在一切经济竞争中,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从历史看,这种竞争从来不是公平、平等的,而是相当残酷的。并且,无论在国际市场竞争和国内市场的竞争中,常常充满阴谋和诡诈。在国际竞争中,手段有时更是十分肮脏的。例如,西方工业国对中国实施政治演变的真正目的,(包括香港彭定康对香港推行政改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是通过政治夺权和社会动乱,演变出最终有利于西方资本全面占领和控制中国大市场的结局。
从17世纪重商主义以来的全部世界史,就是体现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以一切手段进行世界市场争夺的历史。
美国领导人,美国国会近年常常指责,由于进口中国货、日本货,而使美国工人丧失了工作机会。但是中国人却未注意到,由于大量进口的“三五”“万宝路”等洋烟,也正在使中国烟厂工人丧失工作机会。
最近美国与法国围绕农产品市场,以及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美日、美韩和美国与欧共体之间,围绕着市场销售额和本国就业问题所发生的斗争,以及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提陷入的长期僵局和困境,都与“世界市场是有限的”这一经济基本规律有关。
鉴于对以上市场规律的认识,可以引出的一个政策结论是:在本国就业极其不足的情况下,全面开放消费市场,让外国消费品以技术优势全面占领国内市场,虽然国内消费者可以得到暂时的好处,但对民族工业特别是社会就业,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严酷的。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俄罗斯和东欧看到这种情况。
三、论投资效益递减规律
1
投资效益递减规律,是市场经济中又一个极重要的规律。
人们一般总是认为,投资与收益会按相同比例变动。即生产(投资一生产力)规模越大,收益也应成正比例地增长。
但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经济收益与生产投入并不能永远保持同比例的正增长。相反,在任何一个经济领域中,当投入扩大到某一点时,增益将逐渐停止增长,甚至发生衰减。这就是效益递减规律。
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1768年)曾以农业中的这样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规律:
“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如果添加一个劳动力,农产品产量会就提高。而若增加第二个、第三个劳动力,还会使产量增加一倍、两倍,甚至增加四倍或十倍。产品产量增加的比例,会大于投资增加的比例。
但产量增加的比例将会达到一个最大限度。当达到这一限度后,如果我们继续增加投资,产品产量也会增加,但增加量会减少,而且总是越来越少。直到这样一点:无论投资如何增加,都不会使农产品产量有任何大的提高了。”也就是说,杜尔哥发现,农业中的产量,可以随劳力投入规模的扩大而增长,但这种增长是有一个极限的。他描述了农产品产量先是递增,进而达到最大值,然后增量减少的变动规律。这就是“效益递减”规律:投资效益并不随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而递增,而是在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收益递减。
这里要注意:收益递减,是投入达到相当规模后才生效的。在此之前,收益与投入成正比关系(即规模愈大,增益愈大)。
我个人认为,学大寨农业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无视了农业中的这一规律:盲目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巨大人力,导致经济效益递减。
现代经济学家从无数的经济事实中,再次确定了这一规律的存在。现代经济学家把产量随投入增加所能达到的顶峰点,称作“边际产量”。参看下图:

这个曲线表明:对于一定规模的有限市场,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大,收益(利润)的增长在达到一个峰值(边际收益)后,将趋于衰减,直到接近于0。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趋近于零位,而资本投入仍在增长的话,那么这个部门的利润率就会越过零位而继续下滑,成为负数,——这不仅表明这个生产部门,已对市场发生过剩,而且意味着将有企业由于无利可图,而在这个市场领域中破产。
人口问题的实质,也与效益递减规律有关。马尔萨斯描述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倍增,而消费品(资源)按算术级数线性增长的“收益递减”。后来人类技术水平的提高,开拓了新的资源,因此使这个规律没有生效。但是在当代条件下,人类正面临新的人口危机。因为尽管新技术是集约或拓展资源的。但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提高,在规模上又是更大程度地消耗资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一个有限的资源系统内,无限增长的人口,终将导致可用资源的相对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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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场有限性的规律,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于相信萨伊定律,是否认的。但对于效益递减规律,他们却是承认的。对这个规律,萨缪尔森《经济学》曾作如下表述:
“收益递减规律:相对于其他不变投入而言,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增加某些投入将使总产出增加。但在达到某一点之后,增加相同的投入,而增益的产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经济效益并非总有正比例的关系——不是生产力愈高,经济效益愈高。而是在生产力达到某一水平后,生产力的再投入,将不导致更高水平的产出。
为什么市场经济中会发生收益递减规律呢?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发生效益递减、利润递减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市场有限。
在讨论市场有限规律时,我曾指出香烟行业的例子:在市场约束下,香烟业生产力的递增,反而导致各厂家利润水平和效益的下降。这正是效益递减规律的一个事例。
由于市场不能随生产力的增长同步增长,造成投入增加,市场相对缩小,因而厂家效益递减。以至投入愈高,效益愈低。这表明市场有限性是造成投资效益递减的原因之一。
市场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的货币是有限的,因而购买力是有限的。但是,国家是否可以通过多发行货币,创造出足够巨大的市场购买力,使得新投资所创造的新产品,能够被市场无限地吸收?
这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早有答案,而答案是否定的:不能!政府可以创造货币(资金)——但政府不能创造资源。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经济中,货币投入的盲目扩张,会对有限资源造成高度紧张的压力,使得资源昂贵化。直到消费者难以接受,直到生产部门无利可图,从而使生产进程被破坏,经济循环被中断——发生经济危机。
这里还特别要指出,投资盲目扩增,将造成“乘数效应”;即初始投资每增长1%,连带刺激引起的投资需求将以几何级数(即2,4,8,16,32……%)倍增。将使有限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再能承受,最终将酿成以倍数升级的通货膨胀(奔马式膨胀),而导致重大危机。应当指出,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中,正面临着这种状况。
四、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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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依赖于资源及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增长,有经济学家曾指出:存在这样一种比例关系,生产力每增长1%,则资源及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应该增长2%以上。但事实上,情况往往相反:生产力增长的速度,总是远高于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增长速度。因此一般来说,随生产力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市场空间相对缩小,导致利润下降。另一方面,经济规模扩大,又导致工资、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导致价格上升,最终因生产成本上升侵损利润,也使效益下降。后一事实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第三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
亚当·斯密叙述过如下一个事例:
“每年原来只需要一千吨鱼的市场,如扩大到需要一万吨鱼,那么,为供给此市场而增加的劳动量,也要超过十倍,否则就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劳力的价格(工资)、捕鱼工具的价格都将比以前大大提高。鱼的真实价格,也会因成本上升而上升了。”相对成本递增规律是收益递减规律的逆表述。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实际上,收益和成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收入中成本将递增。在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成本增长的速度将快于利润增长的速度,致使生产者无利可图,导致投资困难而引发经济危机。近年我国经济学家指出的“工资侵蚀利润”,正是相对成本递增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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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是劳力、资源、技术。如果三者能无限供给,则市场经济将永远能正常保持流动。然而事实是,这三者都有限。并且这三大要素的增长,除劳力外,总是慢于生产力(投资的增长)。
这就是在经济中发生相对成本递增规律的原因。
19世纪,西方工业国在本国经济发展中都遭遇到这一问题。当时它们用扩大海外殖民地,即寻觅新的廉价资源和市场的办法解决这一经济增长中的难题。
然而在20世纪,殖民地先后独立。后来在世界各国普遍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进程中,世界现有资源,已愈来愈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国际工业生产力的需求。
这就导致了国际间经济资源(包括市场)日益相对昂贵化,并导致国际间工业利润率下降。这是当前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是各国当今普遍遭遇的一个重大难题。
近年亚太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关键在于中国人力储备的充裕和中国原来国家控制下资源的解放。这种解放促成了中国经济十年来的较高速成长,并带动了环绕中国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黄金时代也正在结束。一方面中国国内资源对于高速成长中的经济现已呈现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劳力价格日益昂贵化。可以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程持续下去的可能性,现在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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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欲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国内资源和技术不足。当我们试图开拓国际市场,寻觅国际能源和技术时,由于中国经济能力、特别是出口能力的增长,将侵夺其他工业国的市场;因而这一目标与发达国家战略经济利益相抵触。因此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必然会不断遭受发达国家的挤迫和打压。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试图以国际资源弥补本国资源的不足,资本品(包括能源)进口需求的扩大,又将导致外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上升。从而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这将成为刺激国内通货膨胀的又一因素。
自然,如果推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要素,具有无限供给的可能,随取随有,成本递增规律就不会发生作用。但事实是,在任何市场中,经济要素的供给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因此投资过大造成的需求扩大,终将导致它们的供给价格上升和成本上涨。当成本上涨超过利润的上涨时,效益递减规律就一定会发生作用。
成本递增和效益递降规律发生作用,可以有多种表现形态。通货膨胀形势恶化是初期的症状,最根本的威胁是会打击生产进程,导致经济危机。
当前,在我国经济中,所谓经济过热,其实质就是由于成本递增规律在起作用。在墓本资源、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供给能力趋于极限,供不应求,因而价格节节上涨。并因此推动产品成本上涨,劳力价格上涨和物价上涨。(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就当前整个世界经济看,当代面临的所谓地球资源有限性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归根结底也就是各国经济,目前都普遍面临着一个在经济中相对成本在不断上升的问题。
五、我国国民经济中实际存在的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现象
据我观察,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均已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以下是我近年所作的一些调查:

从上表可以看出,十年间,每亩水稻的生产资金投入增长两倍以上,而水稻产出仅增长一倍。产出没有随着投入的增长而相应成比例增长。

从上表可以看出,粮豆每亩综合成本1990年较之1980年增长216%,而每亩产量仅增长了44.6%,每亩收益增长仅为186%。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产出要素的增长率。

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销售收入1992年和1980年相比增长了300%,成本则增长了500%,而销售利润反而下降了66.7%。有人可能说这只是一个工厂的特殊例子,不能代表其他企业的情况。下面我们把全国预算内工业生产企业的几个数字列示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每百元销售收入中的销售成本,自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中,约增长了19%,平均每年增长1.76%,而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则呈下降趋势,总降率约为83%,平均年下降约16%,这是国营工业中已非常典型地存在成本递增和效益递降规律的例证。
六、为什么中国民间储蓄不是市场的有效需求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不存在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因为民间存在大量的货币储蓄。这种说法典型地表明了我国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无知。韩国前国家银行行长,被称为韩国经济复兴设计师的经济学家朴圣相在一本书中曾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是对创造供给的投资项目,存在着巨大的资金需求。在我主持编辑韩国第一个投入产出表(1960年)之后,头脑中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发放货币带动投资刺激需求,这个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原则,是否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
随着疑问的增加,我回忆起了凯恩斯对于‘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观点的批评。
进入我脑际的另一个疑问,是关于‘储蓄即是投资’这个等式。显然,这个等式对于持有国际硬通货的发达工业国是成立的。一般说来,只要能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工业化国家储蓄的货币,就能够在国内外市场上购买到资本品。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上述情况不可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储蓄的国内货币并不是资本,除非它能在国际市场‘换回’实物资本设备。
韩国的经济经历表明,储蓄的货币并不能被用于购买资本品,因为国内当时还生产不出足够的资本品。外汇的短缺又给韩国经济计划中需要资本的项目带来了困难。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使帐面上的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资产。
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本品的能力很小,至少在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如此。因此,工业化国家货币收入中的资本硬通货,同非工业化、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软通货是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当地通货形式保存的货币资本,不能作为可投资资源,尤其在积累生产性资本品的过程中更是如此。
因此,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原因不是由于低收入导致的低储蓄,而是由于生产资本品的能力有限。(这种缺陷可以通过发展国际贸易得到一些弥补。但进口需求的剧增,则会导致本国币值的急剧下降。)
我始终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不是源于储蓄水平的低下,而是因为生产资本品的能力不足。这也许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货币储蓄含义的一种基本差别。就此而论,当代宏观经济学并不适合韩国的实际。”遗憾的是,以上的道理,中国的一些参与宏观决策的经济学家却根本不懂。我相信,韩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奇迹,首先就是因为它有如此好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根据本国实际蔑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教条。
七、论反市场规律的“萨伊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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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所讨论的市场规律,似乎是极其直观的,是可以被大量市场经济中的经验事实所印证的。但是,远不是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理解和承认这些简明的规律。
例如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石之一的“萨伊定律”,就是不承认市场有限这个规律存在的。
J.萨伊(1776—1832)是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自己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学说的继承人。
萨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这个定律与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市场有限性规律恰恰相反。
萨伊认为:
“市场不是有限的。一种产品一经产出,就能给价值与他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销路。”他提出一个命题:供给自然创造需求。换句话说,需求与供给在市场经济中是自然均衡的。萨伊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自动均衡机制,因而不需要国家(宏观)干预。这个关于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的命题,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被称为“萨伊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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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总供给、总需求能够自然实现平衡。这一理论与三百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历史不符,更与当代世界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现实不符。
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凯恩斯曾以最尖锐的笔调批评过这个伪科学定律。并且正是从这一点上,凯恩斯与新古典学派分道扬镳。
萨伊理论的根本弱点,就是他否认市场规模有限。他认为市场可以随生产力规模扩大而无限扩大,因此投资无论怎样扩张都不会引发危机。根据萨伊定律,生产力可以脱离市场约束而无限增长。可以说正是萨伊定律,描绘了一个虚构的理想:一个现实经济中不存在的供求自动均衡,因而无危机的自由市场乌托邦。为了追逐这个虚幻的乌托邦,一系列前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民族工业的国内市场,正在沦为被西方发达工业国开拓市场空间的依附性经济。
尽管全部市场经济史——特别是周期发作的工业经济危机,以事实表明“萨伊定律”是荒谬的,但这个定律却构成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又通过它的媒介,构成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8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其理论也是基于萨伊定律的。里根和布什经济政策的失败,撒切尔经济政策的失败,表明了80年代复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大头败。
萨伊定律在当代中国有重大影响。主要通过新古典学派(如萨缪尔森的著作),市场自动均衡的乌托邦改革思想,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
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考虑经济发展时,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认为市场空间是无限自由容纳的。因此,他们看不清,也不理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机制。在不考虑市场容纳度的情况下,他们假定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个理论,是误导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走上崩溃道路的“休克疗法”的根源。
近五年来,匈牙利的科尔内改革理论在中国被经济学家广泛推崇。这一理论提出了“短缺经济”这一著名的概念。但这一理论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分支流派,就是不懂上述经济规律的。近十年来,按照这一理论进行改革的匈牙利经济事实已表明,以1992年情况与1980年相比较: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12年来下降10%,投资率减少30%,工业总产值下降33%,农业也处在危机中。(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2年12月24日文,大参考1993年1月28日第58页)这是一个坏理论导致经济愈搞愈坏,致使国家和人民陷入困境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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