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梳理近些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脉络、基本问题，并掌握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势。经济形势为社会运动、政治活动等创造条件，构成一切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分析和认识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掌握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趋势，在每一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参与到解放世界的历史洪流中去。
作者能力有限，理论水平一般，文章整体的连贯性和通俗性还不够，希望大家多多批评。大家想做成PDF的话，可以自行复制粘贴，然后做成PDF上传网络上任意传播。不用问我同不同意，一律默认同意。其他所有回复和文章都是这样。
文章的主要参考资料为2018-2022年《经济蓝皮书》、知网文章等（未列明）、财经类网站的新闻报道（未列明）、国家统计局数据等等。
一、2018-2019年的中国经济局势
（一）世界经济环境
在2018-2019年，世界的经济情势普遍不容乐观。在2008年次贷危机结束之后，中国从2009年开始走向复苏。在经历了长达9年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之后，2018-2019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8年3月，中美贸易摩擦发生，随后愈演愈烈，从“摩擦”走向“贸易战”。2019年，全球贸易量增速下降到1%上下，为2012年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世界多国的制造业PMI开始下行，并跌破荣枯线。
全球经济普遍在2018-2019年进入下降周期。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已经意识到，近两年可能发生相对严重的经济危机。2019年后半年，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短期国债的收益率超越长期国债。国际市场上大量资产阶级的投资者对中短期内的经济发展趋向较为悲观，资金涌入长期美债寻求避险。由于市场上对长期债券的需求增加而使其价格上涨，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下跌。同时，大量短期债券在市场上被抛售，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短期债券收益率上涨。最终，形成短期债券收益率竟然高于长期债券的局面。全球金价也同样在上涨，2019年突破1500美元/盎司的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一切都预示着经济下行的风险。为了应对危机，各国纷纷在2019年时开启宽松政策，以降息和加大赤字为主。
（二）中国的经济情况
1．生产领域
在生产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断下降，2018年7月跌入谷底，2019年继续维持增长乏力的基本态势。由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国际经贸摩擦的普遍发生，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变动较为明显，极差达到7.8%。由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更易受到国际环境恶化的冲击。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变化则较小。同时，工业企业的利润呈现负增长态势，2019年年初开始进入下降状态。产能过剩导致主要工业品价格下跌，是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
具体原因上，主要是制造业投资萎靡不振。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9年开始出现剧烈的跌幅，在2019年8月仅为4.3%，远低于GDP同期增速，为2013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汽车、家电、家具、珠宝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长较慢，其中汽车销量在2019年为-10%上下。
其次是基建投资低于预期。由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长乏力，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极大，对基建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受到约束。同时，地方债务到期，还本付息压力较大，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投入项目建设的专项债资金偿还往期债务，挤占基建投资的资金额度。此外，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庞大，约束政府的投入能力。
与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行业的火热。在2018-2019年，全国各地不断出台各种房地产调控政策，限购限贷等方法的出台从需求端上限制房地产过热发展。然而，进2019年前三季度的住宅销售额涨幅就达到10%上下，高于社会零售额的增长幅度。在生产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高达10.5%，其中住宅投资增速达到15%左右，明显高于全国投资增速。然而，在房地产发展过热的条件下，危机也在蕴藏。2019年1-9月份，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为-20.2%，房企大幅度减少拿地数量，必然导致未来新开工的项目和后续投资下降。房地产行业的寒冬已经可以预见。
在企业类型方面，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增速在2019年前三季度达到了7.3%，明显高于民间投资增速，也同样高于全国投资增速和GDP增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三季度企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8%的企业表示销售利润率在5％以下（含亏损）；有31.9%的企业表示销售利润率在5%-10%；总体销售利润率仅为6.5%左右；未来一段时间有增加投入计划的企业占比不足50%；有16％的受访企业表示计划缩减投入或退出部分业务甚至完全退出市场。
同投资增速下降形成对照，中国主要工业品产能过剩，导致工业品价格下跌。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中国生产领域的四个主要特征：一是制造业产能过剩，出现小幅度通缩，投资减少，未来不景气；二是房地产超速发展，泡沫风险加剧；三是地方财政吃紧，债务负大压力大，需要注水帮扶；四是居于垄断地位的国企发展迅猛，私营企业发展意愿较低，国企主导经济发展方向。
这四个特征将影响未来十余年的经济形势。
2．消费领域
在国内的消费端，消费后劲不足的现象也展现出来。
2018-2019年中国社会零售增速在逐渐降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收入长期跑不赢生存成本的涨幅；二是居民负债增加，家庭债务负担加重；三是购房及相关开支挤占居民消费的大头，其他社会零售消费能力受到挤压。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房改之后，中国普通无产者的负债水平从轻负债逐渐走向重负债的局面。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程度，但是负债率已经和美国、日本等并肩。
消费领域，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三大特征：一是贫富分化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居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二是家庭负债水平上升，抗风险能力较差，十分脆弱；三是住房成本过重，挤占居民消费能力。这三个特征也将长期伴随中国居民部门，制约内需的扩大，构成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3．外贸领域
在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中，欧盟、美国、东盟、日韩、台湾分别是中国最主要的进出口来源地。受国际经济环境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中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分别增长了5.1%和9.5%，对美国的出口则下降了10.7%。在进口领域中，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对欧盟进口上升0.3%；对东盟进口上升1.6%；对韩国进口下降17.8%；对美国进口下降29.4%。
由于出口降幅小于进口降幅，中国贸易顺差反而扩大。2019年1-9月份中国累计贸易顺差达到2.05万亿人民币，折合3000亿美元，甚至同比扩大了34.8%。这也成为宣传中国在贸易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宣传抓手。
4．财政金融领域
在财政领域，由于国内制造业经济不景气，税收收入有所下降。2018年后半年和2019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进入负增长时代。
在财政收入下降之外，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压力也在增加，缺乏比较妥善的化解办法。
一句话，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收不抵支。
在金融领域，中国的资金融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其占社会总融资的60-80%左右，股市、债市占比相对较低。这是中国和美国在金融上的主要区别。
社会生产在金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一句话：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又很缺钱。
这句矛盾的表述其实凸显了金融市场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即：宽货币而紧信用的情况。
央行在2019年逐步下调LPR利率，中国M2增速每年按照10%左右的水平增加，其幅度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现金加银行存款的规模极大。但是企业又普遍呈现资金流短缺、流动性危急的情况。中国的融资格局以间接融资的信贷为主，直接融资市场规模较小，导致融资成本较高。虽然贷款利率有所下降，但是隐性的借贷成本（评估、抵押担保等等）依然较高。银行在向社会面贷款时从会优先保障贷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宽松的货币局面下，资金往往会优先流入大型垄断国企和房地产行业，中小微型企业和制造业依然存在融资困境。资金在国企中聚集，出现国进民退、国企大量收购民企的现象，不利于典型的市场经济的运转；资金在房地产市场流动，助推房价高升，产生房地产泡沫。2020年中国在北京成立了北交所，意图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发展直接金融，但收效一般。
显然，只要有人出现流动性紧缺，一定有人出现流动性富足。有的地方极端缺钱，有的地方资金过剩。缺钱的，要让它更加缺钱；有钱的，还要让它更加有钱。这一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化上，也同样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在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垄断资本与局外资本之间。
在债券市场上，债券违约现象在2019年增加。根据中金公司估算，2019年的违约债券比上年增加了15%。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萧条的现象会在各个方面和每一方面的各个环节中有所表现。
（三）未来预期和解决办法
从总体上看，2018-2019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在逐步恶化，过剩危机、房地产市场泡沫、地方财政危机，困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它直观地反映在中国的GDP增速上，经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从需求端上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由三个方面拉动，一是国内消费，二是国内投资，三是出口。即生产资料的消费加生活资料的消费。在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国GDP增速为6.2%，其中消费拉动3.8%，投资拉动1.2%，净出口拉动1.2%。
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有所发力。然而，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分化情况比较严重，依靠国内消费无法拉动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而工业领域产能过剩，投资下滑，效益不佳，未来预期不景气。国际领域世界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出口压力较大。国内财政收支不平衡，地方财政压力很大，隐性债务风险较高，制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或者承受经济高速换中速、中速换低速的发展，逐渐走向匍匐进步的局面；或者寻找新的增长发力点，拉动经济再次腾飞。
方法是显而易见的。
站在2019年年末的视角上，此时疫情尚未爆发，全球的封控、调整、震荡还未出现。人们依然是以“正常的”、纯经济的视角看待未来。经济政策的建议几乎是唯一的。
社科院财政研究室主任、《财经智库》副主编、博士生导师杨志勇在《经济蓝皮书》中建议，未来的方向是“一般性支出压缩空间越来越小，部分项目支出有一定调整空间，但2020年财政政策仍有必要继续扩张，加力提效的积极财政政策仍需要坚持。”方法是：“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突破3%的约束。”“财政赤字率3％和国债负担率60%的所谓警戒线均为欧盟国家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政治妥协的产物。世界上不仅其他国家早就突破这样的警戒线，就连欧美国家也不一定遵守。中国更没必要因此困住手脚，压缩赤字和债务空间。”
二、2020年疫情期间的中国经济形势
（一）总体情况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爆发，而中国又是最早进入疫情防控时代的国家。因此，病毒传播和疫情的风控导致社会面生产停摆，经济在上半年陷入停滞。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把抗疫作为政策优先目标，推动了中国抗疫“先进先出”，最先走出疫情，经济率先恢复，成为 2020 年全球经济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给各国面对自然危机冲击提供了最重要的经验。”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8%，其中，制造业的降幅为10.2%；建筑业的降幅为17.5%；批发和零售业的降幅为17.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降幅为14.0%；住宿和餐饮业的降幅达到35.3%。二季度GDP增速转正为3.2%，三季度进一步复苏至4.9%的水平。最终，2020年全年GDP增速为2.3%。需要强调的是，2020年CPI为2.5%。GDP增速实际低于物价涨幅。
在整个经济体量内，最终消费的跌幅较大，资本形成额对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出口一如既往地小幅波动。经济发展从2019年的主要依赖国内消费变化为以来投资。可见，2020年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托底经济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然而，坏消息却很多。一是由于疫情封控，社会面生产停摆，中国失业压力加大，中小微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应届大学毕业生、服务业从业者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同时也意味着收入水平的下降，国内消费受限，于是，扩大内需成为暂时难以触及的事情。二是投资意愿萎缩。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因疫情而损失惨重，现金流紧张。制造业企业因停工停产导致利润下降。地方政府财政告急，缺乏补贴能力。三是财政政策压力较大，收支不能相抵。在所有坏消息中的好消息是，由于全球经济停摆，世界供应链中断，中国的生产能力在年中逐渐恢复后快速填补了全球市场的空缺，反而迎来了上涨。外贸订单增加，出口带动作用明显。然而好消息中还蕴藏着坏消息。由于全球性生产停摆，国际需求、国际物流受限，世界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影响中国出口预期，短暂的出口增加仅仅是昙花一现，仍然要面对长期的因贸易战、世界经济放缓带来的压力。最后，压力较大的是中国面临的通缩局面。
中国的通胀水平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迅速回落，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通缩的困局。通缩，常常意味着经济的萧条。
在前几年中国大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出台了“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其中的“一去”要求“去杠杆”。然而，站在2019、2020年的视角看待过去三年的去杠杆进程，发现“去杠杆”具有“非中性”的特点。即去掉了民企的杠杆，民企的债务负担有所下降，但国企的债务负担率却陡然上升。根据估算，国企部门的债务负担水平从2015年的57%上升到2019年的69%。在民企领域内，由于杠杆率的强制下降，民企债务违约普遍出现，导致部分民企因为融资困难而破产。在当前的企业部门的债务中，60%左右属于国企债务，而在这些国企债务中，融资平台的债务又占到一半作用。国企负债能水平的提高不仅和官僚主义和垄断有关，也与地方财政与房地产市场高度挂钩有关。
然而，当疫情发身后，所谓的“去杠杆”已经成为过去式，相反，“加杠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甚至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来看，“去杠杆”的改良主义措施必然失败，而“加杠杆”、增加债务负担、增加货币供给，最终产生价格泡沫反而是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中国亦不例外。2004-2008年，中国经历了一轮去杠杆的周期，随后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中国实行超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干预经济形势，与之而来的是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2016年“去杠杆”的任务被提出，杠杆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波动，没有出现明显的涨幅。最终，2020年疫情爆发，全国各部门的宏观杠杆率普遍提高。压制杠杆率的任务无法完成。这不是谁的过错，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
根据《经济蓝皮书》作者在2021年经济形势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政府部门负债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在全球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也属于相对稳定的一档。因此，扩大政府部门的负债水平，提高财政赤字，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实行或部分实行赤字货币化的方略仍有较大空间。而中国居民部门负债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居民负债能力已经到顶，难以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这同样预示着中国以扩大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是困难的。而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率水平极高，在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已经名列前茅，容易出现连锁反应的债务危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房地产行业。
（二）各领域情况
1．财政金融领域
2020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002亿元，同比下降6.4%。跌幅主要发生在前半年，6月后税收收入逐渐增加，增速为正。
在具体的分项中，主要是增值税、关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下降剧烈。这是由于政府在疫情期间实行的“减税降费”让利政策（2020 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到20924亿元。）、经济停滞导致的营收下降、社会消费下降等因素综合导致。不同类型的税收收入的变化既能反映政府宏观调配的发力方向，又能反映社会经济面的主要走势，因此是反应经济发展态势的比较重要的抓手。
然而，和增值税、所得税减少形成对比的，是2020年度印花税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快速增长。其中印花税在2020年前三季度为2271亿元，同比大增30.3%，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为1644亿，增幅达到53.4%。可见在疫情期间，中国股市相对火热，交易量相对于平常增长迅速。炒股成为疫情期间居民创造收入的重要期待方式。另一方面，2020年前三季度土地出让金收入为4.9万亿，同比增长10.3%，比2019年还高增4.5%。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进一步提高。而大量放弃在疫情期间减少了拿地的规模，因此，2020年土地出让金主要来源于城投公司拿地的贡献。而城投公司拿地本身又依赖其作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地位。从本质上讲，202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增加。城投平台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一方面财政收入下降，一方面在疫情期间增加宏观调控的支出，财政赤字提高，2020年全年的最终财政赤字率为3.7%。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也逐渐提高。显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70%以上。在G20国家中已经排位中游，高于德国、荷兰、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但相较日本、欧债危机中的几个国家、美国等还相差较远。当前欧元区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为90%左右。中国依然低于该标准。但是，如果将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也算在内，那么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将突破100%，大约和英法美几国相当，为高政府负债的国家。2020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债务增加了2.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了4.27万亿元，二者共计6.62万亿元。通过财政政策放水以提振经济是当时全世界的普遍做法。
在金融方面，2020年以来，央行推出了几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以低息贷款、贷款展期等方法，支持中小企业。如设立于2020年1月31日的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设立于2020年2月26日的再贴现再贷款专用额度5000亿元；设立于4月20日的普惠性再贴现再贷款又增加了1万亿元额度；于6月1日创设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政策工具，总规模分别为400亿元和4000亿元。
同时，央行引导进行降息操作。从2019年年底至疫情发生后，累计降息46个基点；1 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下降了30个基点。
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专项信贷支持超过3万亿元， 让利1.1万亿元
2020年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6.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9%。M2增速相较于GDP增速来说增长极快。同期，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同比增长13.5%。原因有三个：一是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2020年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6.69万亿元；二是实体经济从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获得的直接融资大幅增加，这从印花税的大涨中也可以管窥豹。三是金融体系配合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政府债券融资力度加大。政府债券净融资6.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74万亿元。国债净融资2.48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3.3万亿。
在政策刺激和出口带动下，中国经济逐渐回暖。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30.5%，已连续11个月上升；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13.5%，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17.3%。
然而，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放水的条件下，问题依然不容小觑。“因为疫情冲击，很多信贷需求是用于纾困，而不是用于商业活动的扩张，这就使得“明显高于往年的信贷增长”与“明显低于往年的实体经济活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或者错配。”同时“商业银行普遍放松了风险监控要求，扩大了信贷资产的风险敞口。商业银行的坏账风险增加。”
一，贷款利率的下降增加了资金的投机需求，部分信贷资金违规流入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一旦出现资产价格的较大波动，这部分信贷资金的违约率会上升。（房地产泡沫）
二，由于普惠金融的要求，商业银行增加了对小微企业贷款和无抵押贷款。越是小微普惠贷款，不良贷的比例可能越高。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有爆雷风险。同时，中小银行在竞争下压力上升。2020年二季度末，全部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8.4%。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为4.3万亿元，同比增长46.4%。国有大型银行的普惠贷款余额增速远高于平均水平。国有大型银行主动下沉业务，扩张普惠贷款规模，客观上也导致了民营银行和中小银行丧失了部分优质客户。民营银行和中小银行缺乏资金成本优势。（村镇银行）
总结，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宽松是治理危机的必然途径，不可避免。同时，政府债务的上升、金融领域不良资产率的上升、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加剧，已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形势总是遵循着其自发的、必然的规律前行。
2．生产与投资领域
在2020年上半年，中国主要工业指标均进入下降状态，后半年逐渐恢复。
其中，表现突出的是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制造业。从2020年3月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月均增长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月均增速达到10.5%。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行业快速扩张。3D打印设备、平衡车、服务机器人、智能手表等新兴智能产品保持70%以上的高速增长。受基建投资拉动，原材料工业（主要是内容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石油化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和装备制造业加快增长。金属冶炼加工业、化学工业等逐渐恢复。带动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主要是汽车工业。2020年9月汽车行业增速为16.4%；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费从年初低点逐步加速恢复，产量增速大幅升至51.1%；载货汽车增长 36.2%，增速仍保持在高位。消费品工业下降较多，其中服装产业、文教工美产业、体育娱乐产业、家具制造业下降明显。
在经济经历“V”字型发展变化后，工业生产依然面临三个重要问题：
一是流动性紧张。虽然经历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放水，非金融部门负债率已上升了12.7%，但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流动性依然没有解决。或者说，经济恶化的环境没有回暖。2020年8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55.6天，较去年同期增加7.9天。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4.55万亿元，增长7.9%；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9.5天，较上年同期增加1.9天。简单来说，已卖出去的货收不到回款，库存商品又面临积压。
二是投资低迷。2020年1-9 月，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为243998亿元，同比下降1.5%；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6.5%。尤其是基建领域下降明显。在2012-2017年间，中国的基建投资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但进入到2018-2019年时，基建投资快速滑落到4%甚至不足。2020年进一步滑落到0%上下。基建投资增速乏力从根本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力紧张。而制造业投资下滑主要是因为疫情发生后国内外需求下降所致。
三是进口困难。中国众多行业的自主知识产权不足，大量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依赖进口。而2020年疫情发生后，全球供应链中断，海运补偿，主要的进口零部件面临“断供”风险。
用一句话来总结，即：经济基本盘总体上稳住，避免了大规模危机的爆发，但是经济环境依然糟糕。
3．消费领域
消费领域可谓是惨不忍睹。不仅就短期来说是这样，就中长期来说，依然不乐观。
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了5.6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55.8%上升到61.4%。居民部门杠杆率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以美国为例，居民债务中的住房抵押贷款占比始终稳定在60%-80%，消费贷款占比较低，大部分时间都在30%以下。正是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拉动了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增加，使居民部门杠杆率不断上升。
在居民部门负债上升的条件下，劳动报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在下降。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显著增加。这意味着贫富分化的加剧。
高负债、贫富分化、低收入增速三个因素共同制约着无产者扩大消费的能力。这一现象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在2020年疫情发生后，这一现象将加重。
《经济蓝皮书》编写组将居民消费分成四个大项：必需品消费、升级类消费、汽车消费和服务消费。其中前三项为社会零售，服务消费属于非实物消费。
“必需品消费”顾名思义，主要包括粮油食品、饮料、烟酒、中西药品等。
“升级类消费”则指提高生活质量的、长期耐用的消费品，包括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化妆品、金银珠宝、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文化办公用品、家具、通信器材、石油及制品、建筑及装潢材料等。
由于“汽车类消费”在所有“实物消费”中属于最大项（不含住宅购买，因为房屋买卖不属于消费，而属于投资），因此将“汽车类消费”从“升级类消费”中单独列出。
最后是非实物消费，即“服务消费”。
在社会零售中，必需品消费占2020年社会零售的26%上下，食品、医药在疫情期间增速保持在10%上下，群众的避险意识强烈；升级类消费占比为44%，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局面，随着生产生活的回复，家电、装饰等大额门类的消费快速恢复；汽车类消费占比为30%左右，SUV车型和新能源汽车销量迅猛。但是服务消费回复较慢。
然而，疫情对居民消费的改变是深刻的，乃至是不可逆的。央行统计，2020年城镇储户收入、就业、物价等信心指数低于上年同期10个百分点左右，而储蓄意愿远高于上年同期10个百分点。虽然中国还暂时没有经历日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震荡，但是排斥买房和增加生活消费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消费倾向。这将严重影响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另一方面，2020年高失业的压力依然较大。《经济蓝皮书》的作者们一面还需要继续歌功颂德地说道：“2020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8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8%。”另一面还要继续写道：“但是，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创业者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同时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下降。支付宝大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消费增速相较上年同期降幅明显，分别减少 20.87%、19.52%，而高收入群体消费增速仅下降 4.01%。”就业不仅仅关系到消费的水平，同时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面。因此，作者们一面小心翼翼的将“该说的话”规规矩矩地写出来，另一方面又得以职业操守继续提醒到，就业压力很大，不要意会错了！
在消费方式上，网上消费和直播带货在疫情期间大肆兴起，2020年互联网消费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5%上下，同比增幅达5%，进步惊人。社会面四分之一的实物销售来自网购平台。与此相适应，线上支付和信贷消费快速崛起，无现金消费成为习惯。最后，疫情期间的国货消费量猛增。天猫商城发布的研究显示，2020年国产品牌的数量相较于2018年增长了两倍，其市场占有率达到72%，手机、汽车和各色小型领用品牌发展迅猛。从这里可见，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的主要统治阶级，不用看经济命脉行业，仅仅从轻工业零售的角度也可以窥见一二。所谓的改开后中国沦为买办的论调十分离谱。
4．进出口领域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1-9月，进口14853.4亿美元，同比下降3.1%；出口18113.9亿美元，同比下降0.8%；贸易顺差3260.5亿美元，同比扩大9.3%。
出口领域分国别看，对美国出口3100亿美元，同比下降 0.8%；对欧盟出口2795.4 亿美元，同比增长3.1%；对东盟出口2670.9 亿美元，同比增长4.9%；对香港出口1862.0 亿美元，同比下降7.4%；对日本出口1034.2 亿美元，同比下降2.7%。
从进口领域看，对东盟进口：2147.2 亿美元，增长5.1%；对欧盟进口1816.7 亿美元，下降 3.6；对台湾进口1423.3 亿美元，增长13.7%；对韩国进口1264.8亿美元，下降 1.7%；对日本进口1264.2 亿美元，增长 0.3%。
可见，东盟和欧盟在危机中对中国有较强的依赖。美日韩则相对下降。但是，美国依然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对象。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主要是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杂项制成品、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尤其以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主，占中国对美出口的50%左右。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市场对美依赖较强。
短期来看，疫情使世界各国的生产和出口受到影响，而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主要采取收入补贴等纾解企业和家庭困难、拉动需求的政策来应对疫情冲击，其生产恢复相对滞后于需求恢复。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复工复产，替代了出口结构与中国相类似的国家的市场份额，给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了短期的机遇，填补了欧美需求恢复的部分。但是长期看， 世界经济的恶化和贸易摩擦会限制中国进出口形势。
因此，中国政府的主要方向是加强对欧盟和东盟的联系，联络日韩台市场，谨慎对待中美关系。
（三）未来方向
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站在2020年的角度上，“基于财政收支形势的判断，2021年财政赤字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2020年设定的3.6%（实际为3.7%）以上的赤字率指标仍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相应地，公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必须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较多的财政投入。2021年财政赤字率设定在4%左右。（实际上是3.2%）”
三、2021年的中国经济形势
（一）总体情况
2021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与2020年形成镜像一般的对称关系。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爆发和社会面封控，经济陷入停滞，下半年封控逐渐放开，经济复苏，全年呈现先低后高的局面；2021年上半年经济高速进步，下半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增速逐渐放缓，呈现先高后低的局面。
由于疫情导致2020年经济断档，人们喜欢把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经济情况加总后平均，算出来2020年与2021年的平均值，抹平2020年的暴跌和2021年的暴涨。2021年的经济形势非常值得玩味。上半年的高涨给了很多人极大的信心，似乎经济形势的恢复及其有力的说明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然而，下半年经济压力逐渐加大，各项问题浮出水面，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特殊的，或者说，一切事物都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存在不具有特殊性的、具体的事物。然而，普遍的一般规律仍然支配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国内内需不足和国际环境不利挤压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
（二）各领域情况
1．财政金融领域
2020年受疫情冲击，财政收入在前半年出现大幅下跌，在后半年逐渐恢复。2021年经济全面恢复，财政收入在前半年出现高速增长，后半年增长乏力。两者刚好呈现对称的状态，非常能够说明这两年的经济发展状态。如果说2020年上半年由于封控导致经济倒退，随后在2020年后半年和2021年内上半年解封后就“理所应当”地迎来经济高峰期，那么2021年后半年的再度下滑就变得“不可理解”了起来。
部分资产阶级辩护士们常把本次危机归咎于“自然危机”，归咎于疫情本身。然而，即便没有疫情，经济危机一样会发生。危机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消灭。企图将危机的根源转移至其他事物上，只不过是混淆视听。但是应当说明的是，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从市场经济领域以外冲击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危机的发生和和扩大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我们从增值税、所得税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三项可以直观反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面貌。2021年财政收入形势较好一方面是经济复苏的缘故，另一方面也与2020年危机造成的低基数有关。
而在财政收入增长的背后，依然有严峻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大，收入增速逐渐放缓，甚至在2021年的下半年出现负增长态势。财政收入呈现逐月递减的现象。
二是支出较大，财政收支有入不敷出的趋势。主要包括四大支出，一是社保支出，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二是环境治理支出，主要为了满足“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以“环境治理”为抓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清退过剩产能。三是疫情防控支出，包括防疫人员经费、疫苗接种、防疫物资采购、核酸检测等。四是财政补贴支出。
三是地方债问题严峻。房地产市场本身在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全国经济逐步复苏的情势下并没有回暖，相反，一直在低位徘徊。房地产市场同全国其他市场的背离反映出房地产市场的根本性矛盾逐渐显现。这一趋势难以挽回。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地方债问题严峻。
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不过是开源节流四字。财政支出由人员经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和项目经费支出构成。在节流问题上，人员经费几无压缩空间，甚至需要增加；公用经费这些年一直在压缩，如今压缩空间较小。现实中，一些预算单位的公用经费不足已经通过挤占项目经费的方式来弥补，这更说明公用经费压缩的困难。项目经费有一定的压缩空间，主要是清退过剩产能。总之，节流难以发挥实际效果。开源方面，主要是举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自2008年起已实施13年。本来作为短期经济政策的积极财政政策事实上已经长期化。”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金融领域，依然有三大风险伴随金融市场的波动。而且这一情况是长期的，而非短期的。分别是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危机、地方债务危机、中小银行风险。
2021年，中国房企中的巨头恒大集团发生债务违约事件，引起世界瞩目。
恒大集团未能按时支付债务利息，发生实质性违约。从资产端来看，恒大2020年的土地储备为2.31亿平方米；从负债端来看，2021年违约前后恒大的总负债为1.97万亿人民币，其中中短期负债占比高达80%，大约为1.57万亿。恒大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为了发展大规模举债，而且还是大规模举借短期债务。这导致恒大还本付息压力极大。据摩根大通的评估，在考虑表外负债情况下，恒大集团的净负债率达到177%，远超100%。有其他研究认为，恒大储备土地的总资产高达3万亿，显著超过其负债。因此恒大的危机本身不是债务危机，而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但也有研究认为恒大的土地储备价值仅1.5万亿，已经低于其负债水平，出于实际上的“资不抵债”。可见，对恒大负债能力的评估核心在于如何计量其资产的价值。该储备土地的理论可变现净值又与房地产市场的状态息息相关。因此，恒大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自身，更依赖（甚至是深度依赖）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一句话，房地产市场必须只涨不跌，恒大才有出路。而倘若恒大实际爆发债务危机，并最终破产，那么整个经济系统都会发生影响。“限跌令”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意义非凡。
一方面是恒大自身。恒大在全国200多个城市有多达700多个项目，2021年已售但未交房屋达到60多万套，涉及百万人口，对应合同负债达到2000多亿。在同恒大合作的上下游供应商多达8500余家。在恒大1万亿的短期应付款中，有相当多一批是欠付农民工的工资。因此，恒大实际上联系着无数购房者、上下游供应商和大量农民工。一旦恒大发生破产，债务按现有资产清偿，多余部分一笔勾销，那么将引起较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是房企的传导效应。除了恒大之外，碧桂园、融创、万科、保利等均负债超过1万亿。大量房企都事实上陷入了和恒大类似的局面。一旦恒大继续违约，其他房企可能跟随。连锁反应将直接引爆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
因此，房地产市场泡沫构成金融领域一个重要的矛盾。
其次是地方债务危机。地方债务由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构成。显性债务即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隐性债务即城投债务。显性债务中，一些省级政府将新增债务限额更多分配给债务率高、财政状况差、偿债能力弱的市县，为这些市县的财政兜底。然而实际上并不能产生还本付息的盈利能力。专项债资金到位后出现闲置和挪用，降低了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导致专项债还款来源缺少保障，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累积。尤其是土地市场降温，加大了偿债压力。部分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且波动较大，项目收益偏低的专项债偿债风险加大。城投平台的压力陆续暴露，北京、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部分省份，融资平台存量债务的付息压力较大。
最后是中小银行的金融风险。在资产质量方面，由于逐渐放款信贷要求，相当贷款流向了具有高风险的企业，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同时，收到降息的影响，银行的息差缩小，投资收益率降低。中小银行因其较小的规模难以抵抗利润下滑的压力。最后，受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中小银行为了达标不得不降低风险资产的持有水平，收窄了投资范围。中小银行容易爆发危机。而站在2023年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危机在村镇银行中初步显现。
财政金融领域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是不断放水，另一方面是泡沫危机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泡沫在不断地加大，更加需要放更多的流动性来缓解危机。
2．生产与投资领域
生产领域恢复态势较好。2021年1-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两年平均增速为7.0%。
然而工业增加值增速在3-4月份的高峰期逐渐走向回落，杂9月以后基本降低至3%上下。德尔塔变异株在2021年下半年扩散，由于社会面管控较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传染，生产秩序正常。从供给端看，工业生产总体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从需求端看，制造业投资增长迅速，房企融资难度加大，土地流拍率升至高位。风险在经济复苏中同时增加。
分项目来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速较快。2021年1-9月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2%，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20.1%。其中，新能源汽车同比大幅增长172.5%；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智能手表等增速均在50%以上；电气机械、金属制品、通用设备、电子行业、专用设备1-9月增速分别为21.4%、21.2%、17.1%、16.8%、15.5%；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0.8%、38.5%、32.4%和 26.5%。工业升级态势明显。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发力点，超额剩余价值广受资产阶级们追逐，成为拉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
但是制造业总体呈现出先高后低、后劲不足的特征。
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供应链中断，芯片供应紧张等，部分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由于国内需求没有好转，内需不足制约制造业的扩张。制造业在总体下行的情况下不断分化。疫情逐渐改变中国的工业投资结构，低端产业逐渐进入寒冬，高技术产业发展迅猛。而基建领域投入相对乏力。公共设施管理业、道路运输业投资同比接近零增长，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4.2%。
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浙江、江苏、广东的高端产业发挥引领作用。长三角、珠三角、华中华北（主要是河南、山东、湖北三省）、成渝地区等四大地区支撑着中国工业的增长。河北、东北三省因传统工业发展受限，2021年后半年出现负增长。
此外，困扰工业进步的问题有三。
一是原材料价格维持在高位，挤压私企，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
2021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渐复苏，需求猛涨，而全球供应链并未恢复，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中国的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猛涨，PPI价格迅速上升。2021 年 1-9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6.7%，而购进价格上涨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3.73元。小微企业在原材料进项上缺乏议价能力，产品端又不敢同步涨价。尤其明显的是轻工业，盈利能力受到挤压。2021年1-9月轻工行业利润率为6.03%，低于全国工业0.93个百分点。近80%的轻工行业如家电、自行车、五金、家具等的利润率均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中小企业运营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77.9%。同期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为30.7%。中国工业领域基本形成格局：“国有控股＞私营企业”和“垄断资本＞局外资本”的格局。这一格局既具备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有体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
二是企业回款难问题没有解决。2021年9月末，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1.5%，自 2020年4月以来维持在两位数增长幅度；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13.7%，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12.7个百分点。已售产品得不到回款，未售产品难以找到销路，企业仍面临流动性危机。
三是部分领域产能扩张冲动明显。在全球大放水的背景下，2020年下半年，全球基本走出通缩的局面，在2021年逐渐走向温和通胀，并有向高通胀迈进的风险。世界需求迅速回暖。然而全球供应链恢复较慢。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承接了大量的外贸订单。相关企业存在扩张产能冲动。2021年上半年，多地能耗不降反升，9个省份的能耗强度、消费总量被国家发改委予以一级预警。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外贸订单，用电需求持续增加，2021 年上半年能耗“双控”目标未达要求，因而对“双高”企业采取限产限电措施。
如果是财政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债务风险、泡沫危机在加重，那么制造业领域的主要问题便是分化严重和流动性不足。
3．居民消费领域
2021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18057亿元，实现了月均15%的较高水平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季度平均拉动经济增长6.6个百分点，分别高于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4.9个和4.3个百分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逐渐攀升，在2021年第三季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达到了70%以上。然而，进入2021年的第三季度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回落速度有所加快。呈现先高后低的局面。
在具体的门类里，汽车、家用电器、通信器材是近年来居民消费升级的重点。这些领域在2021年呈现出增长乏力的特征。
虽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小，但是后劲不足始终是困扰该项的巨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项。一是就业不稳定和收入增长缓慢，大量服务企业、中小微制造企业以及大量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收缩或停业，导致2021年9月中小型企业PMI回落至 47.5，第三季度居民经营性收入下滑明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是多年来困扰中国消费升级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几乎会年年讲、天天讲。但是难以改变。二是消费倾向的不可逆的改变。疫情封控、失业压力、储蓄下降等可能会永久性改变把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消费心理，形成节制消费的现象。三是房地产市场下行可能导致居住类消费出现趋势性过快下滑。房地产市场下行的预期越来越强烈，观望情绪日渐浓重，市场下行预期持续加强。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持续萎缩，导致家具、家电、家装（三大类消费合计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等相关居住类消费增长放缓。
总结来说，居民消费的重要问题主要表现在这两点：一是收入水平低，贫富分化严重；二是房价过高，抑制消费。
4．外贸形势
在进出口方面，其特征同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在2021年出现先高后低的局面。2021年1-9月累计进出口贸易总额43741.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2.8%；其中出口24008.2亿美元，同比上升33.0%；进口19732.9亿美元，同比上升32.6；贸易顺差4275.4亿美元，同比扩大31.1%。巨大涨幅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的部分回暖，另一方面是2020年低基数造成的结果。
在出口方面，2021年1-9月中国对美国出口4115.4亿美元，增速为32.9%，一扫前两年对美出口下跌的情况。对欧盟、东盟、香港、日本、韩国的出口额分别增长32.0%、29.9%、34.1%、17.7%、33.7%。进口水平同样大涨，不再赘述。
在出口内容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涨幅普遍在30%-40%之间；新冠疫苗和防疫用品需求同样旺盛，我国医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增长70.2%，延续 2020 年下半年以来的高速增长趋势；受海外市场高需求持续拉动，汽车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8.0%，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业出口直接大涨8.1倍；因金属集装箱需求增加，金属制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5.5%。
疫情期间，由于全球供应链紧张，生产秩序恢复较慢，中国的工业产品填补了世界的空缺，进出口贸易规模及其全球占比均创历史峰值，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依存度上升。
但是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国际需求恢复力度弱于生产，这给中国扩张出口提供了短期机遇。然而这一机遇毕竟是短期的，无法长期依赖。二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全球通胀压力逐步显现。三是全球债务上升风险不断积聚。
国内出口形势依然问题重重。
一是成本提升。一方面，海上大堵车导致运费提升。我国外贸进出口货物超过九成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疫情期间，相关港口采取工作人员与货物的防疫措施，主动降低码头处理能力，延长口岸通关时间，作业效率大幅下降。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CCFI）大涨3-4倍左右。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原材料成本上升，输入性通胀挤压盈利空间。
二是产业转移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供应链战略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加大了对战略产业与敏感行业的限制与保护力度，要求将生产线迁移至国内或更近、更安全的地方，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将在日后的中长期深度影响中国的产业链格局。
三是产业链安全形势严峻。国际供应链紧缺和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导致半导体芯片短缺，这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形成冲击。关键技术进口依赖度极高。叠加疫情、贸易战等影响，威胁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出口。
总结来说，未来中国出口可能面临不利局面。尤其是随着欧美经济复苏，世界主要消费大国从实物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生产恢复填补需求空缺，中国抢占的市场有可能将要吐回去。同时，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复苏，中国部分生产能力也将被代替。短期的出口增长无法长期以来，需要未雨绸缪。
（三）未来形势
如何未雨绸缪？
一句话：需要继续放水。尤其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
智库们的意见是：“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继续保持必要的力度。继续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财政支出节奏适当前移。”抓手是两新一重，即：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
最终消费和出口都将面临压力的条件下，扩大投资将成为唯一选择。而民间投资预期较为悲观，因此仍然需要依靠政府投资。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主要依靠。
而现实情况是：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23285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7879亿元。两者总计304867亿元。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609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亿元。两者加和为371192亿。
支出与收入的差额为89610亿。2022年中国GDP总量为1210207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2.8%，实际赤字率约为5.48%。由于政府性基金收支不计入财政赤字，因此公布的名义赤字比实际赤字要小一些。
四、202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
（一）总体情况
2022年的形势可谓跌宕起伏，总体环境更加恶劣，在年终迎来转机。
第一季度在下行压力下继续前进。第一季度末至第二季度，上海疫情爆发，随后全国各地陆续进行封控。经济再次下行，夏秋季节封控结束。十一国庆节之前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十一之后疫情再次传染，部分地区陆续进入封控状态，形式恶劣。随后，XXX和XXX两件大事爆发，封控被迫解除。12月新冠病毒在全国各地传播，生产出现一定幅度的停滞，但经济在疫情感染中进步。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进入2023年，由于封控彻底结束，“疫情时代”基本宣告结束，经济发展转入正常。社会生产和投资同比增加，但增速不及去年，各项经济风险逐渐升级。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问题，这两项风险更加严峻。
更加恶劣的是国际形势。2022年年初，全球大通胀时代来临。随后，俄乌战争爆发，该战争是二十一世纪第一次发生在欧洲大陆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胀压力极大。2022年3月份，美联储开始加息操作。一年之内，加息数百个基点，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滞涨时期之后最激烈的一次加息。全球资本外流加速。美国产业资本经营环境恶化，金融风险加剧。一些列事件都对中国的国内经济产生负面的冲击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在美联储加息之后走势较快，负面信息中孕育着正面信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
（二）各领域情况
1．财政金融领域
在财政领域，2022年全国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继续了2021年后半年的下行趋势。同时，财政开支巨大，赤字较高。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几乎没有增长。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4885亿元，比上年增长3.8%；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8818亿元，比上年下降2.1%。增速较低主要是因为受到“留抵退税”等减税降费的让利政策。
在增项中，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呈现增长态势，尤其是消费税比上年增长20.3%，资源税比上年增长48.1%。受国内经济恢复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消费情况有所好转，资源能源企业利润上升。
车辆购置税2398亿元，比上年下降31.9%；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5794亿元，比上年下降22%；土地增值税6349亿元，比上年下降7.9%。说明中国汽车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依然不容乐观。
总结：部分税种的增收是由于经济恢复和消费复苏，所得税、消费税等有所增加。财政收入减少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推出减税降费等政策，增值税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受房地产市场等的影响，相关税收不断下滑。
总体而言，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财政缺口扩大。
在财政缺口扩大的背景下，非税收入增速反而快速提高。非税收入主要包括各种罚没收入、规费收入等。非税收入快速增加说明各级政府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条件下增加了社会罚款和各项行政性收费等。财政质量下降，同时也意味着社会管理矛盾的加剧。
表现更加背离的是政府性基金收入。2021年时，政府性基金收入同经济发展情况还是相仿佛的，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局面。然而2022年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却彻底背离了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始终处于同比下降的状态，并未在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有所增加。可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已经和社会其它方面相区别。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比较严重。
在债务方面，2022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258692.76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50651亿元，包括一般债务余额143944.69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06706.31亿元。总计609343.76亿人民币。2022年1-8月，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7566亿元，同比增长17.12%。还本付息压力增加。
财政问题的核心是财政缺口扩大。2021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缺口15273亿元，2022年同期缺口37238亿元。而其中的重心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一是债务的增速。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均高于往年。专项债的支出增加。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增加财政开支。但是增加开支需要付出代价。即第二个问题，债务付息的压力同步增加。其三是土地财政恶化。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大幅回落，对地方财政能力形成冲击。非税收入增速过快又会激化社会矛盾。
在2023年，财政还将继续承压。一方面全面放开封控措施之后，经济将迎来全面恢复，彻底走出2020年以来的疫情封控的限制。预计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等都将迎来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寒冬并未过去，甚至泡沫风险更加严酷。在支出端，扩大财政开支的基本思路仍有极大必要，减税降费、政府补贴等需要继续加大力度，扶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由于过去几年债务增速较快，存量债务过大，未来也会面临逐渐加压的债务付息压力。
在金融端，整体趋势呈现“居民弱”和“企业强”的趋势。
2022年上半年，社融增量累计为21万亿元，同比多增3.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主要由政府债券和人民币贷款拉动。
从居民端看，疫情趋稳后居民短期贷款有所修复，购房需求疲软拖累居民中长期贷款走弱。前三季度累计同比少增 2.9 万亿元。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连续27个月在62%左右波动。居民贷款的缩减成为国内消费乏力的重要表现。国内消费上限较低，一旦遇到危机与震荡，只能在“低上限”以下波动。
从企业端看，企业信贷需求改善主要依靠基建投资发力，前期专项债大规模发行以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速投放，基建项目配套中长期贷款和委托贷款明显增加。但企业债券融资持续同比下降。
总体而言，社融持续修复的“内生性信用扩张动能不足”，融资需求改善仍需政策支持。
2．生产与投资领域
2022年的工业形势同社会经济基本面一致，出现“V字形”发展态势。在4月份进入低谷，5月份逐渐好转，随后上扬。
然而，同工业增加值基本面相区别的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呈现全年度下滑趋势。
同时，工业企业的营收也出现显著下滑能力。在2021年年终后，出现明显的下挫，随后保持低位运行。
我们可以说，上海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仅仅起到放大的作用，其不构成挫伤中国工业经济的根本原因。上海作为国内最大的芯片和汽车贸易集散中心之一、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口（上海港）所在地，是中国乃至全球最主要的元器件和汽车贸易集散基地，上半年上海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较大影响。目前我国手机类和消费电子类国产芯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工业领域例如汽车工业依然存在芯片短缺的问题。根据汽车行业数据预测公司 AFS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4日，由于芯片短缺，2022年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约315.61万辆。中国汽车芯片90%以上依赖国外进口，关键系统所用芯片几乎都被国外所垄断，自主率仅为5%-10%。上海的封控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物流产生巨大影响，同时辐射至其他行业。但是在上海疫情结束后，经济基本面又逐渐恢复。
而影响中国工业投资和生产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内需问题。2022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0.7%；房地产行业低迷，住宅销售额长期保持负增长，导致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具类消费同比分别下降4.9%、8.4%，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同比仅增长0.7%。而相关行业的销售下降，进一步导致钢铁、建材行业销量持续下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5.3%，钢材表观消费量（即钢材产量+钢材进口数量-钢材出口数量）约7.41亿吨，同比下降4.2%；建材行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4%。
在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之外，国际需求不足同样影响重大。尤其是2022年发生的地缘冲突、石油减产、美联储加息等一系列操作，导致进口成本提升，利润空间压缩，国际需求不足。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相当困难。2022年1-8月，工业亏损企业单位数同比增长19.3%；亏损企业数量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达到26%，较上年同期增加5.2个百分点。亏损总额达到10132.6亿元，同比增长48.4%。中小微企业面临疫情反复、供需循环不畅、预期偏弱、订单不足、成本上升、账款拖欠、利润微薄、融资困难、用工不足、开工不达产等突出问题。而中小微型企业经营效益的恶化，必然导致破产、裁员，加重失业问题。同时又进一步恶化了国内消费能力。使得内需更加不足。
3．居民消费领域
在居民消费领域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3-5月份由于疫情封控，社会零售出现显著下滑，增速基本为负；7、8、9月份封控放开，社会零售转为正增长；10月份疫情再度爆发，社会消费再度下滑；12月初全面放开，社会消费回暖。
社会零售变化呈现“W”型。
从负债上可以看出，居民短期贷款消费增速处于大幅下降的状态，从2020年开始进入负增长，随后维持在低位徘徊。短期消费借贷主要用于购买汽车、家用电器、装修支出等大额耐用消费等。2019年以来居民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增不断滑落速，从2021年同期的11.1% 大幅下滑至3%。家用电器、家具、装修等，合计在总消费的占比接近10%。这一切与居住相关的大宗耐用商品消费需求不振且增长后劲不足。
一方面是房地产销售额负增长，一方面是大宗消费疲弱。中国的居民消费基本进入“低欲望时代”，除了必要的衣食住行和简单的享受型消费外，难以挤出大额消费。
为了促进社会消费，政府难得地开始发钱。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先后有20多个省份、250多个城市先后发放超过500轮消费券，消费券的杠杆效应普遍达到3倍以。2022年以来，一些地方也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放大消费券力度。但是笔者没有领到过。
可是即便适度的发放一些消费券，消费能力也并不能提振。中国的消费主要依靠80后、90后和00后这一代新生力量。他们也将成为未来二十年中国消费的主要依靠力量。而经历过疫情的磨难后，社会经济形势的动荡深刻改变了群众的消费观念。失业、负债等因素导致社会消费信心大幅下滑。根本原因只有八个字：收入过低、贫富分化。
4．外贸领域
3、4月份，中国进口和出口相继跌入负值，5月份往后企暖回升，并在6-8月份保持高速的出口。而进口形势相对于出口则出现明显的分离。进口增速收窄和出口提速导致中国贸易顺差额大幅增加。
中国在疫情后两年中因为填补了国际供需不平衡的缺口，大赚特赚了一笔巨额的外汇储备。其中，美国、香港、欧盟、东盟为我国内地前四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我国内地对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10.1%、18.2%、22.0%、7.7%、16.5%。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3.9%；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2.6%。中国的产业升级逐渐显现出部分成效。
在进口方面，东盟、欧盟、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为我国大陆前六大进口来源地，同比增速分别为1.3%、-5.4%、1.8%、0.6%、-6.7%、1.3%。自澳大利亚进口同比下降了 13.2%。中国同东盟的贸易依赖关系加深，东盟有望成为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点。
然而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盟收到严重的冲击，PMI不断下滑，能源价格飙升。这反而倒逼欧盟转移产业链，其中中国承接了部分欧盟国家的工业生产线。同时，欧盟工业产值的下降部分被中国的生产能力所代替。欧盟同中国的关系有所加深。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欧盟出口涨幅达到22%可见一斑。
然而，在出口大涨的条件下，未来的世界经济环境依然不容乐观。从2021年开始，人们普遍注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即便中国在这两年中因生产能力填补世界空缺而扩大了出口，但全球经济乏力和世界金融风险依然威胁着中国的外贸形势。
随着美元加息愈演愈烈，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压力，国际市场波动加剧。同时，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全球能源及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交通运输拥堵和延误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强化区域贸易成为一个可能的发力点。尤其是与东盟和亚太地区联系密切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协定于2012年由东盟发起，历时八年，由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制定的协定。其主要目的是将关税逐渐降至零，大幅减轻外贸企业和消费者的资金负担，扩大各成员国出口市场空间。RCEP协定涵盖了几个主要的中国进出口目标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外贸的抓手。RECP仅仅是一个典型事例，随着贸易战的发展和世界经济贸易环境的调整，强化区域贸易将会频繁地台上谈判桌前。
（三）未来方法
未来向何处去？
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外贸领域压力承重，想要所有拓展，只有扩大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适度放宽专项债的适用范围”。
财政政策是中国进行宏观调控、提振经济的首要依靠。财政部2023年3月5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目标：一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二是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三是加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预计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5130亿元（含中央预备费500亿元），增长5.6%。一般公共预算赤字38800亿元，比2022年增加51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6740亿元，增长5.2%。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2917.6亿元，增长7.5%。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信贷政策来提振经济并非是最好的选择，而是唯一的选择。
五、2023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经济形势
本文主要通过中国2023年第一季度的工业发展情况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
（一）总体情况
2023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约28.5万亿元，同比增长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2.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575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107947亿元，增长3.3%；第三产业增加值165475亿元，同比增长5.4%。
在工业领域中，采矿业增加值增长3.2%；制造业增长2.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3%。作为工业经济的支柱，制造业增速仅为2.9%，低于第二产业和全国的平均增速，凸显中国当前工业生产环境的恶劣，增长后劲乏力。对于第三产业来说，随着疫情封控的结束，各色服务业全面恢复。其中住宿餐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零售批发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进展迅猛，增速分别达到13.6%、11.2%、6.9%、5.5%、6.0%。可以说，服务业的恢复是支撑第一季度经济发展的支柱。
表面上看，制造业仍然处于正增长态势，然而我们深入分析其发展趋势和营收能力会发现，制造业的困境仍未结束，封控政策的结束和社会面的全面放开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上巨大的下行压力。
（二）各项细节
制造业各项PMI数值可以反映当前情况。
PMI即采购经理指数，主要用来反映某一领域的经济变化趋势，是我们把握经济发展脉络的重要抓手。“50”为PMI这一指数的“荣枯线”，高于50说明当前该领域处于扩张状态，需求旺盛，利于资本家扩大再生产；低于50说明当前处于萧条状态，需求不足，过剩发生。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发现，PMI的整体数值在2022年一直居于“50”以下，在2022年年底达到最低谷。制造业在这一段时间内一致处于衰退状态。在12月封控措施取消后，社会生产活动全面恢复，2023年的1、2月份，制造业PMI迅速上升到“50”以上，进入扩张时期。然而好近不长，3、4月份PMI指数便开始回落，再一次回到“50”荣枯线以下，再一次进入萧条时期。
在各分项中我们发现，“生产”指数变动幅度较大，在2022年年底从较低水平迅速上升的一个极高的高峰，高于其他分项。这凸显了资产阶级在疫情封控结束后快速扩张产能的冲动。这一冲动符合市场经济中“无政府的生产状态”这一特性。然而，“新订单”指数的变化缓于“生产”指数的变动，并在4月份跌入荣枯线以下。说明市场需求已经衰退。在这一波中扩张产能的资产阶级们也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面临“过剩危机”的折磨。
而更困难的是“从业人员”指数。该指数长期以来一致低于荣枯线，在2023年2月份短暂的回升到荣枯线上下，随后再次下跌。该项指数的回落反映了制造业容纳新增就业的能力不足。裁员、失业成为这一段时间经济萧条的重要表现。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分行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0.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8.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6%。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全社会经济复苏的主要抓手，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多有提及。然而，8.7%的投资增速并和2.9%的产值增速相比显然不如人意。
分来源来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仅为0.6%。可见，主要的投资依靠政府财政，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这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负担。
分行业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8%；制造业投资增长7.0%；房地产开发投资为-5.8%。基建和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扩张对社会总的生产资料的耗费是巨大的，是创造第一部类需求的主要方面，因此也是政府依靠财政政策进行宏观发力的主要抓手。然而这一方面的进展却比较坎坷。数据显示，2023年3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0.25%。高增速主要来自1、2月份。4月份数据截止文章写作时还没有公布，公布后我们可以观察这一趋势的具体变化情况。
在利润方面，制造业的境遇就更加难看。
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167.4亿元，同比增速-21.4%。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92.4亿元，同比下降16.9%；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894.1亿元；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290.3亿元，下降20.6%；下降23.0%；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318.1亿元，下降24.9%。
在三大主要门类中，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3604.5亿元，同比下降5.8%；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0207.6亿元，下降29.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1355.4亿元，增长33.2%。采矿业下降幅度较小，制造业降幅较大。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个行业持平，1个行业减亏，28个行业下降，1个行业由盈转亏。
利润涨幅形势比较好的主要是三类，一是与基建、固定资本更新等关系比较密切的行业，比如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二是烟草酒饮行业。三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除上述行业之外，各种采矿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等）、材料与能源加工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化学纤维、橡胶塑料、石油煤炭）、消费品制造业（如电脑、手机、家具家电、汽车、服装、文工体娱、食品等等）均处于利润增速的负增长状态。
经笔者的简单计算，在所有41个行业中，30个行业的利润率[1]不足或等于8%，2个行业的利润为负。利润率超过8%的9个行业中，分别是5个采矿业（分别是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业、有色金属开采业、黑色金属开采业、非金属开采业），4个轻工业（分别是酒饮行业、烟草行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可见，受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影响，中国采矿业的利润率普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轻工业中，白酒和香烟是传统的消费大类。因疫情对社会的影响，医药制造业的利润率也保持在高位。最后是食品制造业，其利润也仅仅堪堪保持6-8%上下。
情况较差的行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各项原材料加工业。这些行业总资本额在工业门类中占比较大，而利润微薄，对工业部门的影响较大。
在第一季度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21.4%的情况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0.5%。营收增速同比变化不大的条件下利润增速却大规模下降，说明成本的提高压缩了利润空间。
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工业企业的现金流也比较紧张。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21.59万亿元，同比增长11.0%；产成品存货6.14万亿元，增长9.1%。应收账款增加说明已售商品尚无法回款，下游拖欠上游的价款；存货增长一方面说明产能在1-2月有所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需求收缩，商品积压暂时难以出库。这导致商品资本无法有效转化为货币资本，资本周转不通畅，容易发生流动性危机。
“产能利用率”是指企业的实际产出与生产能力之间的比值。实际产出即企业在一定期限内的实际产值，生产能力即在同一时期内机械设备等正常运转条件下的可实现的产值。两者之比，即“产能利用率”，通常用来表现企业生产的投入情况和闲置情况。当一个行业产能过剩时，供给大于需求，相关企业就倾向于减少实际产出，“产能利用率”就会下降。因此可间接反应某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
通常认为，产能利用率大于80%时是相对正常的。在80%-75%之间说明某行业出现过剩；低于75%说明某行业严重过剩。这一指标并不一定是科学的，但是我们可以权且拿来作为认识的标准。
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第一季度仅有两个行业利用率较高，分别是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化纤材料行业。此外其他行业全部出现过剩或严重过剩。主要的制造业门类，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均过剩严重。严重的过剩将限制该行业的利润率的提高。
（三）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对中国当前工业经济形势做一些总结。
生产端的主要问题是投资不足，成本较高。制造业行业尤其如此。销售端的核心问题是产能过剩，利润微薄。这些问题共同导致工业资本流动性紧缺，容易发生债务危机。尤其是中小资本，它们的抗风险能力总体较弱，更容易成为危机下的第一波牺牲品。
在整个工业门类里，采矿业经营条件较好，利润水平高，而制造业利润微薄，无法支撑整个工业经济以中高速的态势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本身的萧条，采矿业作为上游产业，其良好的形势可能无法长期维持。作为下游的市场，制造业如果发生衰退就必将反噬其上游产业。
工业经济的萧瑟才刚刚开始，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才刚刚跌回荣枯线以下，未来可能还将继续维持这一态势。寒冬没有因为封控的全面结束而好转。相反，在经历了一波解封扩张期后，寒冬的底色又渐渐显现出来。
六、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
（一）财政情况
我国财政分为四本账，想必读者朋友们都有所耳闻，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是政府所说的“财政”，国家统计局的“财政”一栏也仅收录了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些“一般公共预算”的科目。但其实这一概括是不完整的。普通人通常所谓的“财政”是包含了政府的一切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从量上说也仅是政府总收入的一半。政府所谓的“财政赤字”也仅指“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因此，有人把政府每年公布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称为“名义赤字率”，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二者合计的赤字率称为“实际赤字率”；也有的将社保的缺口也计算在赤字内，是最大口径的赤字。我在这里选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的赤字标准，把社保单独拎出来另讲。
总体上看，2023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9203亿元，同比增长13.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3893亿元，同比增长3.9%。缺口为14,690亿。收入中，税收收入99661亿元，同比增长16.5%；非税收入19542亿元，同比下降0.6%。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较高，是因为在2022年受疫情及封控等的影响，经济基数较低，且去年4月份开始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集中退税较多，拉低基数。今年税收优惠政策取消，税收大幅上涨，增速数据就较为好看。然而，2023年1-5月份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同比下降16.1%、1.9%和1.4%，反映出内需相对疲软，企业利润仍较低迷，企业经营和个人收入面临较大压力。一些资源型省份反映，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回落，资源税大幅增长势头不再。
非税收入主要是行政规费等各类收费，如果非税收入占比比较高，税收收入比较低，说明某地的财政质量比较低。市场不活跃，税收收不上来，收入主要靠滥摊派各种行政收费。2022年由于封控，各种牛鬼蛇神都非常猖獗，非税收入较高。今年解封后行政罚款等等相对较少，非税收入便有所下降。
同时，受房地产市场的萧条，与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也有所下降。如土地增值税3213亿元，同比下降18.2%；耕地占用税685亿元，同比下降20.4%；城镇土地使用税1169亿元，同比下降4.9%。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的最为厉害。2023年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3506亿元，同比下降1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3222亿元，同比下降21.2%。上半年的缺口达19,716亿。就目前的房地产形势而言，全年的缺口可能达到4万亿左右。土地财政收入的大规模下滑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是致命的。作为地方政府专项债还本付息的重要来源，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行将会加剧部分地区还本付息的压力，加剧地方债的危机。
事实上，土地财政的重大缺口正是从2020年疫情后开始的。
2017年政府性基金甚至还处于盈余状态，收入大于支出。2018年开始政府性基金收入不抵支出。然而此时土地出让收入依然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因此，18、19年的缺口都在1万亿以内，18年缺口为5000亿，19年为6800亿。
进入2020年，疫情的爆发瞬间打击了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市正式宣告进入寒冬。当年政府性基金缺口直飙到2.45万亿。21年经济有所恢复，缺口依然高达1.56万亿。22年更是攀升到3.27万亿。今年仅上半年缺口便达到1.97万亿，而形势依然在恶化。我个人预计，今年全年的缺口可能达到4万亿，乃至更多。
总之，抛开社保不谈，将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忽略不计，那么财政总收入（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为142,709亿，总支出为177,115亿，缺口为34,406亿。换句话说，政府每支出10块钱，有8块钱来自财政收入，2块钱来自负债。名义赤字率为2.48%，实际赤字率为5.8%。高于2021年，和2022年持平。
问题同样严重的是社保。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社保压力越来越大。
社保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保费收入，核心是养老保险保费收入，其次是医疗保险保费收入，其他保费收入较低。二是保费的运作收益。保费缴纳在国家账户里，事实上形成了一笔存款。是存款就需要得到利息，也可以以社保基金的名义将该笔存款拿到市场上运作，获取投资收益。社保基金的投资遵循安全性原则，能拿一点收益是一点，绝不能亏本。因此保费的运作收益通常不多。以上都是社保自身的收益。
然而社保总体的收入相比于支出来说越来越不足。大概从2019年开始，每年的社保收入仅能覆盖社保支出的80%左右。随着老龄化加深，缺口也越来越大。
2018年社保缺口突破了5000亿，2019年突破1万亿，2020年更一度突破2万亿。因此，当年的社保频频成为热门话题。整体缺口呈现上升趋势，需持续不断地从财政的其他项目中匀一些钱来填补社保的缺口。
2015年财政补贴社保基金的款项突破1万亿，2020年突破2万亿。财政补贴的款项+社保自身收入共同构成“社保基金”的总收入，其中财政补贴常年占社保基金的20%左右，且有攀升的态势。
在中国的整体财政格局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大约为50%；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大约24%；社保基金占比大约24%；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为2%，通常省略不及。占了财政半壁江山的政府性预算收入和社保这两项缺口均较大，且越来越大。房地产市场的寒冬与人口老龄化成为两个严峻的话题。它们都依赖税收这一支增收来源加以接济。而税收的好坏根植于经济的整体形势，根植于市场经济的企业活力和居民消费水平。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整体的财政压力是较大的。
但这并非不可解决。超发货币、大水漫灌就是一种绝佳的解决方法，而且是非常好的方法。至于超发货币的后果，还远着呢，就相信后人智慧吧！
（二）工业生产与固定资产投资
在工业生产领域，生产相对过剩是根源。因为生产过剩，内需不足，导致工业品价格下降，工业企业利润微薄，进一步导致工业企业投资不足，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这就是当前整个工业的巨大问题。
2023年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28570亿元，占社会总投资比重为52%，增速同比下降0.2%。投资增量主要依靠政府拉动，私营资本预期较弱。
同时，PPI总体下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从2022年9月前后开始负增长，一直持续至今年年中。
对于生产性企业的需求端来说，价格下跌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这主要表现在能源价格上。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回落，从2020年减产到2022年俄乌战争这一波能源价格高峰期逐渐过去。当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大约在80美元一桶，仍然处于高位，但基本回到了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当然，这对石油工业企业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分行业看，国际石油、有色金属价格震荡下行，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OPEC+依然酝酿着依靠减产来对抗油价下跌的计划。
然而对于企业的商品供给端来说，PPI整体的下跌也意味着售价的下跌，同样对利润起到了挤压的作用。采掘工业价格下降6.6%，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5.0%，加工工业价格下降3.4%。再细分下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下降13.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下降9.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8.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7.0%。煤炭生产过剩，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7.4%。
在此之外，由于房地产市场遇冷，新建房屋所消耗的建材也进一步减少，对上游的建材生产行业和下游的家电行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钢铁、建材等行业价格走低，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13.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下降6.1%。
从产值增加值上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制造业增长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1%。均跑不赢GDP增速的5.5%的水平。
只有生活资料的生产行业相对温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比上涨了0.6%。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则是工业产能过剩。
“生产相对过剩”是影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永恒话题。只要市场经济这一无计划、无组织的生产模式仍然存在，“过剩危机”就永远无法消除，“贫富分化”的趋势也永远无法消除。
过剩问题从“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可以看出来。
产能利用率即：一条工业产线开足马力本来可以达到的产能，除以资本家实际上使用该条产线生产出来的产能之比。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设计产能”，后者成为“实际产能”。市场经济中的通用标准是，产能利用率（设计产能÷实际产能）＞80%时，产能利用相对饱满；产能利用率＜80%时，则生产过剩；产能利用率＜75%时，产能严重过剩。
中国自2020年年底时产能利用率恢复，从大面积停工歇工状态进入到“比较过剩”的时期。2022年年底时从“比较过剩”进入“严重过剩”的状态。
产销率更是如此。
产销率即实际生产的产能÷已售产能。国内的产销率如上图，自2020年后半年开始逐渐下降，虽然幅度轻微，但趋势明显。
我们可以把它量化，使之更加清晰具象。
假设工业的生产能力上限是100，但是资本家不会开到这么高的马力去生产商品。他们现在只把产线的生产效率开到74，闲置剩余26的产能。这是因为资本家自己预期到，即便消耗成本把这26的产能生产出来，也卖不出去，反而会白白的堆在仓库里。市场只能消化74的产能。这就是产能利用率为74%。
当资本家将已实际生产出来的74的商品运到市场上售卖时，真正卖掉并换回货币的其实只有71，还有3的产能卖不掉。71÷74=95.9%，这就是产销率。
这就是生产过剩的表现。
由于生产过剩，商品卖不出去，已经生产的商品不得不堆积在仓库里。而资本的循环总是错综复杂的，新的产能被不断地生产出来。资本家只好不断降低产能，让一部分机器、一部分产线停工，把多余的工人都解雇。生产的规模有所缩小，以适应其自己预期的市场需求量，维持价格，希望保持一些利润。
然而，危机是无情的。
2023年1-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3884.6亿元，同比下降16.8%。
分项来看：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6816.8亿元，同比下降19.9%；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23874.7亿元，下降20.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193.1亿元，增长34.1%。
分企业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002.0亿元，同比下降21.0%；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689.2亿元，下降13.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966.8亿元，下降12.8%。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速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时代。这一进程一致持续到2023年上半年。
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个数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也有所提升，从2020年后半年的20%上下已经增加至30-35%。企业亏损的后果必然是企业的积累下降，资本家选择压低员工工资，裁员，乃至走向破产。
企业的亏损不仅对自身有所影响，同样影响其上下游的关联企业。当一个企业把它的产品卖给下家时，这个下家可能因为当前形势的恶化而暂时无法支付商品的对价。于是买卖变成了“赊账”买卖。卖出货物的企业没有得到现金回款，甚至连票据也没有。只有合同，形成对下游企业的债权，它形成“应收而未收到的账款”，是一种比较虚的“资产”。
当“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上升时，说明市场上很多企业卖出去了货却收不到款项，无法补充自己的现金流，经济较为脆弱，债务风险加剧。当一家企业自己无法补充现金流时，自己就无法偿还可能拖欠着的上游企业的货款。因为萧条而形成的债务链就这样产生了。
另一方面是出口。随着时间推移，欧美各国经济衰退风险日益凸显，韩国、越南等出口导向经济体的外贸数据均连续数月走低，海外需求下滑、出口普遍承压成为大趋势。同时，在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欧美对华“去风险化”等地缘政治因素扰动下，部分产业链也在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这些因素都对国内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
以人民币计价，2023年上半年我国货物出口额为114588亿元，增长3.7%；进口额为86429亿元，下降0.1%。但是以美元计价，则出口增速为-3.2%；进口增速为-6.7%。
房地产行业是广泛联系上下游的重要行业，其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在2011年之后基本维持在25%左右，在部分城市甚至达到了50%。可以说整座城市就依赖房地产市场的托举。当房地产市场遭遇寒冬时，它将拖累一连串上下游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恒大集团在2021年出现债务危机后大量拖欠上游供货商、建筑商的欠款，导致上游许多建筑企业、建材供应商资金回收困难，不得不记下大笔的“应收账款”，无力扩大投资。建材行业除了需要忍受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还需要顶住房地产市场寒冬、市场需求骤减的压力。
以上种种共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负增长。企业的亏损极大的限制着下一轮的生产。
2023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同比增长4.0%，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低于2022年同期2.2个百分点和2019年同期1. 6个百分点。社会总需求仍然低迷。投资在复苏过程中遇到较强下行压力。
整个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3113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6.0%；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7.2%（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0.5%、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9.6%、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3.1%、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2.1%）。可见，政府投资的主导力量表现强劲。
在逆势之中也有部分优势。随着产品迭代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内部分行业在大环境萧条下依然取得相当的成绩。太阳能电池、新能源汽车、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产量分别增长54.5%、35.0%、34.1%。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几乎成为了未来十年中国工业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行业。新能源汽车工业有望从新兴行业向战略性支柱行业发展。
（三）房地产的形势
从总体上看，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属于“一差再差”。国房景气指数显示，2022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加速下滑，年底至2023年年初时下滑速度有所遏制，但依然处于下降状态。2023年4月份，再次加速下滑。
房企资金到位情况惨不忍睹。2022年负增长情况已经相当恶劣，建立在这样的基数上，2023年的资金到位情况仍然在进一步下滑。
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68797亿元，同比下降9.8%；定金及预收款24275亿元，下降0.9%；自筹资金20561亿元，下降23.4%；个人按揭贷款12429亿元，增长2.7%；国内贷款8691亿元，下降11.1%；利用外资28亿元，下降49.1%。
从目前的的情况来看，个人按揭贷款将会和2022年相对齐平。定金及预收款大幅下降预示着未来购房需求显著下降；自筹资金下降意味着市场严重不信任房企，房企无法从股东处或民间借贷的形式融资；国内贷款进一步下降，银行加大了对房企贷款的审查，尽可能将房企的债务危机从自身剥离出去。
2022年房企融资总额大概就已经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2023年可能会进一步回到棚改货币化时代开启之前的水平。
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8550亿元，同比下降7.9%。同房企融资的情况相一致。有多少钱就只能花出去多少钱。自不待言。
在施工建设问题上，2023年上半年房屋施工面积79154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6%；住宅新开工面积36340万平方米，下降24.9%；住宅竣工面积24604万平方米，增长18.5%。
新开工面积大幅下降1/4，生产出现了高度的萎缩，基本回到了07年、08年前后的水平。未来房屋供给量会严重萎缩。
如上图所示，实际上，多年以来中国房屋竣工率不断下降。其背后一方面是高杠杆、高周转的资本经营模式所致，一笔资本极大地撬动了海量的资产开工建设，生产面扩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数量惊人的烂尾楼。大量期房开工建设一段时间便因为资金不充足而停工。长时间处于施工停工状态，竣工率自然降低了。
2021年房地产寒冬爆发，各地房企问题频发。由于房企在上游拖欠建筑商工程款，进而拖欠建筑工人工资，在下游无力交房，烂尾楼联结数量庞大的购房群体。社会政治秩序也在这个过程中收到影响。政府不得不出台“保交楼”措施，强令房企执行保交楼命令，对恒大更是直接接管，建立保交楼专项账户。这些措施部分地推动了烂尾楼复工，也就进一步提高了竣工率。然而正如新闻中所说，河南省较早地出台了保交楼计划，2022年9月6日省会郑州更是喊出“大干30天”的复工口号，将全市145个停工项目复工。然而马上一年过去了，全河南省整体的交付率只有11%。
河南的现象不是个案。
强制性的保交楼措施本身极大地限制了房企继续实施高周转的经营模式。因为资金受到限制，无法自由挪用、流动，也就无法高效周转起来。房企的利润进一步被挤压。
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积5951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3%；商品房销售额63092亿元，增长1.1%。其中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51592平米，销售额为56639亿元，即每平米售价大约1.09万元。
可见，商品房整体销售额基本停滞，销售额的拉动力主要来自一二线城市。较少的销售面积和较高的房价暂时维持着房企的体面。商品房销售面积基本回到了2014年前后的状态，销售额则回到了2017、18年的水平。
同时，房价仍处于虚高状态。由于限跌令的存在，房价暂时不能下跌，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维持其平价走势或上升的形式。但是各种阴跌已经产生，如购房送家具、购房送汽车等。房价高企本身严重抑制着购房需求，进一步导致房企利润的缓慢下跌。对于每一个房企来说，他们都期待可以降价卖房，价格优势往往是售卖商品的重要方法。
然而就资本家阶级整体而言，一旦开始降价卖房，必然产生价格踩踏。降价卖房反而会出现卖不出去的局面，而房价一旦下跌，就难以再升回来。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就崩溃了。这是统治阶级所不愿看到的。所以，“限跌令”虽让房企慢性死亡，但是降价卖房一定会迅速刺破地产泡沫。与其死得太快，不如晚点再死，在这期间也许还有什么转机。
而“可能”的转机这就来了。
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房地产市场再次定调。地产多只股票随后大涨。市场普遍看好“724”会议带来的政策东风。这个事情我们之后再说。
（四）居民就业与消费
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的直接矛盾，而内需不足的核心又是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高失业率和低工资。
2023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则达到了21%。而我们都知道，实际的失业率将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多更多。以我个人的感性认识，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可能达到60%以上。
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整体经济环境有高度的联系。
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在2022年5月份就进入下降状态。2022年年底略有波动，但不改变总体下降趋势。企业用工招工数量锐减，带动失业率抬升。
尤其是中小企业，这些小资本抗风险能力极差，裁员减员现象更加严峻，更恶劣的则是小企业的破产潮。大中型工业企业裁员潮也在继续，但相比于小企业则不那么猛烈。
2023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共计11300元，月均工资性收入为1883元。全国就业人口大约7.5亿人，剔除大约1.2亿个体工商户，则每个领工资的劳动力人口的月平均工资大约4500元。这个计算非常简单粗暴，但是大致可以反应当前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情况。欧美等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均消费能力是中国的5-10倍。中国老百姓工资偏低、贫富分化极大的问题十分严峻，它必然对内需产生极大的限制。
由于失业率抬升和较低的人均工资，社会总体的消费能力有限。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7588亿元，同比增长8.2%。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203259亿元，增长6.8%；餐饮收入24329亿元，增长21.4%。全国网上零售额71621亿元，同比增长13.1%。整个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6%。
虽然看起来数据很亮眼，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2022年长期封城的条件下社会消费较低的基数上。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自2020年后半年至2023年，社会消费上下波动强劲，总体并无明显进步。2023年3-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仅为0.3%、0.2%、0.4%，几乎原地踏步。
在政府投资之外，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失业率的抬升和较低的工资现实导致居民部门的终端消费能力始终无法支撑国民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长期保持在中低水平循环。
甚至出现通缩现象。
自2022年8月份以来，中国的通胀率开始下跌；2022年年底全面放开后有一波微涨，随后再次下跌。大约在今年4月份逼近0%。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仅上涨0.2%，环比下降0.2%，环比变动连续4个月为负，通缩压力骤显。经济恢复性增长放缓后居民消费有所减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隐忧开始显现。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面貌会一定程度步日本的后尘，但是表现形式又有所差别。
一方面，中国的体量更加庞大，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错综复杂，远超日本。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人均收入等还达不到日本曾经的高度。然而，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实体部门的高负债、居民部门高负债，以及长期的通缩，这些经济条件是近似的。具有近似的经济条件，自然也会受到同一经济规律的支配。只不过同一经济规律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会发挥出程度不一的作用。
（五）总结
当前中国经济后劲乏力的问题依然突出，灰犀牛风险日益增大。第一，产能过剩，产业部门利润水平低，民间投资乏力；第二，房地产市场泡沫危机严重，房地产企业债务压力大，与之相关联的土地市场、地方债务、其他金融市场均受到牵连；第三，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增长有限，通缩压力大，难以支撑内循环；第四，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恶化，出口受限。
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上述问题也分别列支方法。主要以增加政府投资、支持房地产市场（城市更新）、增加居民消费（尚无具体措施落地）为主，同样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稳定外汇市场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是危机期间的救命稻草，也许是这样的。
（每季度持续更新）
[1] 笔者计算的利润率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计算方法为统计局公布的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100%，比较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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