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奇技淫巧”吗？

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和很多大臣都认为科技是“奇技淫巧”而予以毁灭禁止？

莱茵行宫伯爵我先说个罗马的故事。据说，公元1世纪有位工匠，他发明出一种节约人力劳动的机器，献给了韦斯巴芗皇帝。

苇斯巴芗，这位以重建帝国秩序、善于经营国库闻名的君主，下令重赏工匠，然后命令他再也不许制造这种混账东西。

苇斯巴芗是古代统治者的一个代表。

这群人或许愚昧，但并不愚蠢。他们知道技术可以带来财富，但是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的核心诉求是稳定，而非效率。如果技术带来的只是生产率提升，那么我想任何有脑子的统治者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它。

问题在于，技术必然会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影响分配，影响生产关系，影响阶层力量对比。

而且怎么个影响法，是难以预测的。这才是真正要命的东西。17世纪时，一位法国传教士翻山越岭，终于见到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苏里雅·翁萨。

传教士向国王建议说：修建公路和运河吧！陛下的王国将会空前富饶，我也不至于如此艰辛。苏里雅·翁萨笑着回答说，那样外敌和叛军就会畅行无阻，所以我看，现在这样挺好的。

19世纪初，大哥伦比亚总统玻利瓦尔写信给巴拉圭执政官弗朗西亚博士，建议他打开国门。狡黠的独裁者给解放者回信说，谢谢您的好意，但我们宁愿在泥巴里过活。

20世纪中，扎伊尔的暴君蒙博托看到邻国布隆迪的同行被人民起义赶下了台，就写信说：“我早告诉你不要修路，现在他们正在你修的路上开着车来反对你。”他还不忘得意洋洋地补充说：“我统治扎伊尔二十年，就没修过一条路！”从最智慧的明君到最残酷的暴君，没有一个人不清楚，技术会带来财富。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技术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

玩脱了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还是拿罗马来说一个。不过这一次不是古罗马，而是罗马教廷。为了给漂亮的西斯廷礼拜堂筹集建筑经费，15世纪下半叶的罗马教会正在大举兜售赎罪券。

赎罪劵卖的太多了，但教士们还想卖的更多。贪婪让他们放松了警惕，让他们接纳了一种来自德国的新技术——印刷机。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事态已经不受控制了。因为印刷机里翻滚而出的可不只有赎罪券，还有政治传单、俗语版圣经、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亡羊补牢的教会创造了一项新发明——出版审查——历史将会证明，它的生命力比印刷机更顽强。但是印刷机带来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幸运的奥斯曼帝国得以见证这件事的全过程，并且成功把火苗闷死在了柴垛里。

1492年，当流亡的犹太人把印刷机带到土耳其时，伊斯兰教士阶层及时地发布了命令。在之后二百多年当中，整个帝国都没有一本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者土耳其文印刷的书。土耳其的统治者愚蠢吗？并不，他们反而是太聪明了。他们维护了伊斯兰的统一，笑看基督教的分裂和内斗。至于18世纪之后，效率在世界上竟然变得比稳定还重要，这种事谁能预料到呢？

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世界，或者说，受马尔萨斯-李嘉图定律支配的世界。这个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到处都是残酷的存量竞争与零和博弈。在古代世界，零星的技术创新时有发生，但是任何增量都会迅速被人口增长平抑。结果就是，任何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在温饱线上浮动，所有国家的财富都是温饱线乘人口数。随便发生点什么事，对人口的影响都比技术来得猛烈。那么技术不是“旁门左道”还能是什么？对于古代国家来说，持久稳定比技术创新靠谱太多了。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从来没有变过。

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巴勒斯坦的行军速度是差不多的，四千年了路一直是那么破。汉武帝和华盛顿所统治国家的城镇化率是差不多的，都不过20%，不能再高了。

哈伦.拉希德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用的也都是旱厕。查士丁尼一世和苏莱曼一世治下的东地中海地区人口是差不多的，大家平均寿命都是35岁。

如果有个商朝人穿越到了明朝，请大家不必为他担心，因为他很快就能适应新生活。所以，古代人是真的不明白，技术有什么要紧的啊？

古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变是绝对的，变化是相对的。人口是主角，技术连台都上不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技术是主角，人口是配角。

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认为，这个世界处于某种停滞或循环当中，直到末日（如果有的话）。中国人看到王朝周期，古埃及人看到神话重演，日本人相信皇国永续，伊朗人相信斗争不灭。

佛教徒、古希腊人相信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更坏，基督徒和穆斯林常说：“末日近了。”谁要是相信技术能够彻底改变这个几千年来看上去没有变过的世界，他一定是疯了。所以，当新技术带着影响分配、改造社会关系的力量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古人一定是警惕的。

统治者担心失去权力，被统治者担心日子过得更糟。19世纪初，愤怒的英国工人大举捣毁机器，史称卢德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