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搜狐财经年度论坛上的发言，2023.11.30。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搜狐张朝阳董事局主席等到会的企业界各位领导，尊敬的到会各位专家、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接受我们搜狐财经年度论坛的邀请来做交流。按照约定，我要先勾画一下自己对于经济形势从回顾和展望结合这样一个角度的认识，后面还要专门说一说可能很多朋友关心的土地财政、房产税、还有城投债这几个概念相关的问题。
我首先说一下怎么认识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方面，我们涉及的主题词是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最开始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构想，于前两步提前实现之后，最高决策层给出了后面第三步的半个世纪时间段里前一个节点目标——全面小康，2020年也如愿实现了。现在，正在推进新的“两步走”这个带有时间表特征的现代化战略，二十大说这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当然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这个现代化的推进，在实际的发展态势上如果用最简洁的指标，看经济景气水平、繁荣程度、活跃程度方面的直观表现，还是要用GDP的年度增长速度（一般我们说的就是“经济增速”）这个指标。一个经济体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别人比，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简洁、更有代表性的指标。当然，它有局限性，它不能够反映在这个指标变化过程中间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的情况，需要有其他的指标来做成一个指标体系，去衡量实际发展中政府官员他们要尽责的政绩表现。这当然还少不了民生的指标，环境保护的指标，等等。但我们回到最简洁的发展趋势、态势上看，还是可以从GDP增速来做一个直观了解。这个曲线上表现的，是千年之交之后的发展过程。
我们要特别注意，在有了黄金发展期特征之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严重冲击，速度回调，但是在2010年我国又成功地表现出来站在两位数增长这样一个水平上，2010年报出的10.6%的年度增速，跟前面改革开放30年外界肯定为“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年均9.8%（四舍五入就是10%）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和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之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走到这个时候，18年间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是高度吻合的状态。但是就在这一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给出的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指导方针。从此以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一直讲到现在，这几年强调的“六稳”跟着“六保”，今年两会上新任总理李强同志他首先特别强调了前三个“稳”，第一就是我们这个曲线表现的增长状态的“稳增长”，跟着要“稳就业”——这关系到对整个民生的基本支撑力，还有老百姓特别关心的物价上要“稳物价”，其实后面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一样都不能少的。中央说这个稳字当头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那么合乎逻辑地我们可以体会到，一定是问题导向之下有影响我们稳定发展的矛盾纠结。
最简单地说，2010年中央提这个方针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的黄金发展期特征虽然还存在，但矛盾凸显期不可回避地就在眼前展开，必须牺牲一些速度，追求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发展的阶段转换，实现中高速区间的高质量发展。再往后把它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地方和企业要经受阵痛，整个的经济发展态势要由新而入常。我说“新”就是直观的高速度这个时代过去了，要转为经济起飞过后必然要去追求的集约增长状态，运行的中高速怎么实现，关键就是这个中高速必须伴随着高质量。高质量从何而来呢？中央后来明确地说，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是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的攻坚克难，要啃硬骨头。实际生活中间，改革已有这么多的文件，有这么多的中央指导，但啃硬骨头的任务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完成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制度创新又伴随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而且一定要有思想观念创新相互呼应结合的过程中间，在2010年以后实际经历一个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
从曲线上来看，开始的两年主观、客观因素合在一起，我们比较快地落到经济增速的8%以下，再经过三年，到2015年，是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曾经有12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当时认为是很有希望来由新入常实现一个所谓“L”型的转换，落到这个比6%再高一些的增长平台上面。争取这个平台它的运行时间越长越好，关键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切入以后的结构优化、效益提高，使这个高质量可以越来越合乎意愿地表现出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巨大的冲击来了——中美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基辛格（这是顶级战略家）很快就说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所谓贸易战，很快大家都知道，又结合上了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人们担心是不是还有军事方面的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等等，市场预期明显往下调整，原来6.7%的底线被击穿，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的第四季度落到同比整数关口的6.0%。再往后，那就是三年大疫这个冲击了，又一重的不利因素使我们增长速度在2020年出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只有2.3%。2021年虽然同比8.1%，但因为前面基数很低，这个指标的可比性很差，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这个更可比指标，统计局给出来的是5.2%，比前面的6.1%又跌去了0.9个点。特别是2021年的下半年情况不妙，2021年的四季度同比只有4%，已经滑出了中高速合理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那时候就强调，出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我理解，中央文件上从来没有把量值直接写出来的合理区间，一定是要在中高速，而中高速一般经济界的研究者总是觉得应在5%以上，5%-8%大体是中高速的运行区间。
在2021年四季度已经落到同比4%的情况下，转过年头来2022年两会上提的增速目标是5.5%，要回升到中高速底线之上。但两会刚刚开完，马上出现“超预期”的问题，其后有十万人大会的紧急动员，有一系列努力，但曲折发展过程中全年也只有3%的同比增速，这是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低速。今年，大家都记忆犹新了，两会上提的是5%，当时一般研究界的人士认为，这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我们在去年11月防疫抗疫的技术路线和基本的政策要领有了重大的优化转变以后，全国是有先有后、但总共时间段不超过两个月，扛过了疫情的高压力期，到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人已经在网上冷不丁说了一句，哎，怎么没有人讲奥密克戎了——这个“三年大疫”、古人所说的“大疫不过三年”真的是这么一个样子就扛过去了。当时认为今年如果我们能够在复工复产这方面不出特别的意外的话，怎么也能摸高到6%。一季度的实际情况大体符合预期，往上走到了4.5%，二季度本来认为应该有个非常漂亮的同比增长，因为去年只有0.4%，但是四五六月间传来的消息总体来说和预期大相径庭，投资继续不振，消费主要只有一些场景消费，而且是降级的（烧烤为典型的），还有就是外贸不好出现滑坡（其实主要经济体在这一段都出现外贸方面的问题）。合在一起，二季度虽然同比是6.3%，把上半年同比拉到了5.2%，但是这时候的悲观情绪就普遍化了，国内很多的预测者在说形势严峻，外部来了一轮新的唱衰中国的“中国崩溃论”——这样的极端化地由外国人讲中国崩溃，已不是第一轮，但是这一轮出现，确实有它特殊的背景。实话实说，市场人士的确在这方面感觉总是信心不能够充分提振，预期还未能够在中央特定的引导之下真的出现明显向好。那么之后就比较紧张地看三季度，7月份继续传来一些不太愉快的消息，但8月份指标开始向好，9月份继续向好。前三个季度的结果出来后，我们是达到了同比5.2%，统计局说只要四季度能达到同比4.4%，全年5%的引导性目标就可以如愿实现。最新的消息是人民银行潘功胜行长在香港说实现5%这个目标没有悬念。其实如果做得好的话，我觉得有可能高于5%。现在已看到前三个季度结果出来以后，财政政策有明显的加码发力安排，一万亿元特别国债既是要扩大内需，增加我们跟以后整个减灾抗灾防灾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会进一步延伸到有非常长远的增加后劲儿保障意义的灌溉系统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以及城市方面防涝的海绵城市建设，而且一定会延伸到综合管廊建设，这都是天文数字的投资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要一做多少年，一万亿只是个引子钱而已。这些有效投资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一定会优化结构，带出来的是继续支撑我们的经济景气向上走，夯牢经济向好的基础。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值得我们市场人士关注的。当然，还要结合自年初以来中央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有总书记重申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有高规格的31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应注意大标题里出现“壮大”这是第一次，已经不止“五六七八九”了，是还要让它继续壮大这样的指导文件；有专门的机构组建；又有最新的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安排，如“完成整改”的概念，有总理座谈会强调这样一个实际上意义重大、由数字经济头部平台公司带头儿另起一段振作起来，追赶硅谷引领创新大潮这样实际的中央信号，后面应该跟着推出一批“绿灯”项目，等等。
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说法，2023年应该看作是一个必须抓住的契机之年。这一年我们同比终于是站在了中高速的下沿上面，5%估计还可能再高一些。跟着的是什么呢？明后年会怎么样？回顾之后的前瞻，就是大概率上我们可以避免出现2020和2022的那两次新低的表现。我们要努力在“十四五”的后面两年把经济运行维护在5%以上。虽然现在很多的预测主体仍然看衰，说明、后年还会掉到5%以下去，但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的”成长性”--就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推进纵深;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看那个没有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7%,14亿中国人里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三亿多前面几十年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大多数就是苦苦拿不到户口，什么道理？就是我们的发展还没走到那个份儿上，中心区域的有效供给不足以给他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靠什么解决？必须是在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持续运行中，把有效供给不断托起来，让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得到实现——那么在推进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前瞻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中央的一个基本精神：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创新必须以制度创新为龙头，在改革的深水区按照二十大的要求，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有全套的法治化、市场化、规范化的营商环境建设。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按照上海自贸区开始时的概念，就是企业应面对负面清单，你不碰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产权得到保护，环境是公平竞争的，企业在自负盈亏的约束之下调动自己所有的潜力活力去试错，去创新，法无禁止即可为；那么反过来，政府方面却要自我革命，法无授权不可为，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有权还必须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按照十八大、十九大后一向的要求，要有全套的绩效考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对负责的官员必须有绩效的评分和奖惩问责制。这是非常好的一套原则。当然，要真正落实很不容易，我们是在这个轨道上要把制度创新牢牢抓住以后，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潜力的发掘，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观念的创新，充分发挥这方面我们的成长性潜力。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加在一起，很有希望以2023年为起点，结束经济下行过程而实现一个“L型转换”。
这样的一个前瞻之后，我觉得就要接着转到我们会议主办方关心的一些主题词上。这些年困扰我们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不必讳言有地方政府层面明显的困难——财力紧张。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要搞隐性负债，要搞土地批租环节尽可能一次把钱拿足的土地财政短期行为，当然还有就是以融资平台作为主要的隐性负债的载体。融资平台的隐性负债不能说全是负面作用，它支持了地方政府层面贯彻自己的发展战略，去延续中国特色的“地方政绩锦标赛”式的争先恐后的发展中的竞争，但同时由于这种债务是隐性的，它的风险长期不能够被其他更多的方面知情，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捂不住了，风险会造成局部的危机，不仅要以极大的经济代价去“救火”，而且会有政府公信力的垮塌。这种政府公信力的滑坡，在三年大疫期间我们已经观察到在很多地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最后政府做正确的事儿，你怎么说老百姓仍然不相信，学者们把它归结为“塔西佗陷阱”。所以，怎么样正确地化解和土地财政、隐性负债、城投债等这些相关的关键词后面这套机制的风险因素而能够兴利除弊？使之防范风险，当然是个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现在社会上的敏感问题。其实其涉及的是一套系统工程式的全面把握。时间有限，我非常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如果讲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有共性，也有个性。中国的个性跟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一些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当然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大前提，就是还不能以中国特色否定共性规律。走向现代化的前景，在整个国土开发形成不动产的这个轨道上，可以看得清楚，它需要匹配的是现代化的、规范的与土地开发相关的规则体系，也要有现代化的税制，而且和这个土地开发、不动产形成长期可持续运行的相关税制里，还不可避免涉及直接税，比如大家听到以后,可能一般的朋友们都感觉非常厌恶的“房地产税”。实际上如果作为学者评判来说，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他们也可以称为地方层面亦是一种土地财政，但它的土地财政的结构跟我们有明显的区别。地方政府必然是在辖区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它的土地财政收入的来源，不排除有一部分国有土地的地租，这跟我们现在土地批租环节拿到的国有土地地租经济性质的资金来源，是一致的。并不是说美国、英国是清一色的私有土地，不是这样的，他们也有国有土地，但是他们国有土地的比重比中国要低很多，而且他们的国土开发已经比较饱满以后，这个地租的水平是相对低的，不像中国可以轻易炒这个地皮，可以创造一轮一轮的“地王”。那么他们这种土地财政主要靠什么？就是土地开发了以后，在工业的、商业的和住宅的不动产这方面，持有环节上它都有税。工业、商业这方面有税，中国大同小异，也有，关键是什么？是住房，包括老百姓消费性的住房。他们有美国以财产税的概念称呼着的不动产税，实际上指的就是住房——消费用途的住房持有环节，也有这种年复一年的税收，成为政府稳定、大宗的收入来源，成为地方税体系里的一个支柱。英国则称作对房产主的市政税。这都是在“地方”概念下最基层老百姓要交的直接税，这种税负不能转嫁的直接税调节之下，纳税人他们必然关心地方政府收税以后怎么样为公众服务，这就实际上形成了所谓法治化取向下有公众参与、要有民主化机制相结合的一种政府和社会成员内洽的优化互动——纳税人积极地监督着、促使着地方政府尽心尽责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他们这种土地财政有稳定的可持续性。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们可以不断讨论这些问题，总体来说相对稳定地已经运行了非常长的时间段。中国情况和这个大相径庭，我们现在只有上海、重庆两地以房产税为名做了柔性切入的房地产税的试点，前两年强调共同富裕以后，明确地说要扩大试点范围，却又因为后来出现“三重困难”造成运行中的制约，没有实际的出台时机。今年仍是不可能提这个事儿，因为今年我们是要在克服房地产业界的“合成谬误”这个轨道上，继续把房地产的运行态势稳住——虽然现在有把握说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出现有人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但是一定还要继续努力在波动中让它总体来说稳住，此时显然不宜提出房产税改革试点扩围这种有“收缩性影响”的事项。中央判断：中国的房地产业界供求关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变，这总体来说就是原来的卖方市场为主，现在变成了买方市场为主，一二线城市已经开始在放松行政控制这方面屡屡出手。在“认房不认贷”的一线风向标作用之下，二线的南京、青岛等等城市，纷纷取消行政性的限购，放松限贷的条件。这是解决的什么问题？是个切入点，引出新的一轮回暖。中长期看能不能标本兼治？对于土地财政、大家纠结的到底中国怎么建相关的税制，还有怎么样减轻地方政府收支矛盾的压力而消化城投债等不良的风险积累因素，等等，要处理为一个以配套改革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这里我最简单地说说我自己认为怎么样配套改革。中央早说了房地产业界的长效机制，需要基础性制度建设，这个基础性制度建设首先少不了要考虑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的特色，是所有的建成区都是国有土地，而国有土地必然在土地使用权的这个环节上，有竞争性的土地批租，这个土地批租取得的地租当然是收入来源，进地方政府的基金预算，但如果没有后面不动产保有环节税收的呼应，这个批租的环节上短期行为特征是不可避免的。一任地方政府关键的少数人，他希望一次把钱拿足支撑着自己出政绩，他这一笔钱拿下来，这块地的土地批租，要等待40年到70年之后使用权的到期才可能再来一次，会覆盖后面的十几届甚至二十几届的领导任期，但他不会关心这个事儿——我这一届把钱拿足办了事情，后面的财源如何跟我没关。这个短期行为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暗中会形成政府方面和开发商方面的一种共谋，一种默契：开发商不惜以很高的地价抢到地王，然后在整个市场预期氛围里后面没有保有环节成本约束、有十分活跃的“炒房”交易的情况之下，它非常容易在高价出手，房价由此会抬上去。这个因素造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上的负面影响。改变这个机制，在土地制度建设方面必须要有基本农田占补平衡机制大前提下，加上政府的土地收储制度，再加上整个国土开发合理作顶层规划以后，从容地给城乡结合部往外推移的建设项目供地，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方方面面配套才能处理好的土地制度改革。重庆的地票制度、土地收储制度是这方面改革试点的前沿状态。跟着的是住房制度，就像刚才张总说到的，不能上来先讲商品房，要先讲讲怎么样满足低端的低收入和低中收入人群（包括年轻白领、夹心层）他们“住有所居”的需要，那么就必须先托好社会政策的底，托好保障房（这里面包括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和政策性长租房）这个底。以后很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可能他合理的住有所居的来源，是政府协调好没有房东动不动给你提高房租威胁的相对平价的长租房，当然，社会上的普遍意识也得改变。“丈母娘制约”那个环节来了怎么办？还有后面再高一级的，就是价位较低的共有产权房，房主可以拍出像模像样的房产证，但是这个房产证不能随行就市作为凭据做市场交易，它是政府方面和你持房的人共有的产权，要想进入交易，那么第一买主是政府，不能随行就市取得市场上的高价，这就封死了套利空间，而满足了夹心层他们怎么样过女方家长、人们实际上所说的“丈母娘制约”这一关的中国问题。这都是组合在住房制度改革里必须处理好的事情。跟着讲，如果把底托好了——现在按照最新的说法，深圳准备托到60%的房源是保障房，（我觉得它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它又重申了这样一个目标，是想学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做到80%），托好这个底以后，商品房的房价高或低，就绝对没什么特别的杀伤力了——那是中产阶层以上的人们运用他们的支付能力可以从容地去竞争性购房。开发商这方面，一定跟着市场预测，要考虑拿到地皮以后更多提供比较高比例的小户型，更多考虑靠质量而不是靠它自己原来粗放的开发去实现自己投资的回报。开发商并不注定是特别恶劣的一批人，他们也是在商言商，关键是要有这套制度。所以，我说要抓好从土地制度改革到住房制度双轨统筹的改革。其它再要配上什么呢？金融的双轨制：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共同支持住房双轨制合理的长期运行。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要配套的税制改革,主要就是主办方希望我说一下的房产税，实际上就是以“房产税”名义的试点切入，要在中国怎么样打造房地产税。这样一个制度建设，我认为在中国从大的方向来看势在必行，关键是怎么找到可行的方案。这方面有战略耐心，今年肯定不能再谈它，当下的一段是要赶快把发展向好的势头往上推。明年开局的时候，也肯定不是谈它合适的时机，要等到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稳住了，有些热的地方的矛盾，又会更多地使方方面面关注到怎么样找到一个合理机制来实现它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冰火两重天毕竟还有热的这一边，这时候在特别热的这些地方，先确定哪些可以是进入房产税名义下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扩围的具体的地方。我原来说过，如果假设下这个前景的话，那比如说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又比如说浙江的杭州和宁波——打造共同富裕的示范区；还有海南——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应该是经济手段为主调节，怎么能让海南对全世界讲，我这儿还有行政手段的一套房屋的限购和限贷呢？从这些地方开始，徐图进展，给本土积累更丰富的经验,支持着规范的立法怎样按中央说的积极稳妥逐渐推进。哪怕最后立法完成了，也不可能全国一起来，只能给地方授权，有条件的地方陆续按法律来进入这个作为直接税的房地产税征收轨道。而且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能简单照搬美国那个普遍征收模式，必须给出“第一单位的扣除”，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免税的部分。比如重庆走在最前沿，它房产税试点的时候动了存量，当时摸清楚辖区有三千多套花园洋房——就是独立别墅（联排、双拼通通都不算），对这三千多套要每年都征税，那么一开始给出的规定，是扣掉180平米以后剩下的部分才交税，如果正好是个比较小户型的独立别墅，只要它不达到180平米照样可以不交税，一分钱的税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社会可接受的先切入的方式。运行几年以后，发现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人家住户来跟政府拼命，说交这个税我不干，一定跟你要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那么再“拧螺丝”，180平米降到120平米。这是中国特色，一定要有第一单位的扣除，就是有支付能力、住好房子、住别墅的这些社会成员，也承认他的住宅首先有一部分是免税的，然后再说更高的部分按照支付能力怎么给国家金库做贡献。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本土经验。如果在座的朋友们更多地注意到这些，大家就不要对于房地产税未来的前景产生恐惧，它会渐进地来做，而且一定要在中国让社会可接受，大家慢慢地形成共识，在法治化的轨道上逐渐把这套系统工程按照现代国家、现代社会治理的规律性的要求，一步步把它们配起来。这方面我们是要有战略耐心的。
回到现在，地方政府以融资平台来进一步发城投债过日子，非常清楚是要按要求，使这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制。他们可以转成不同形态的实体，比如说公用事业的建设和运营公司，也可转作地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可能更充分市场化而脱离地方政府背景，走向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有可能，但是不允许他们再给地方政府形成隐性负债——这是明确的要求。现在60万亿以上的城投债存量中隐性负债的风险，我们是有把握用以债化债的方案把它控制住的，以后逐渐在GDP越做越大的过程中，这个城投债里不良部分的比重会明显缩小，这一关就过去了。
所以，总体来说，这个系统工程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中国怎么样达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要有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现在运行中大家感受到很多的困扰,确实是错综复杂，但我们在不确定性旁边还要看到确定性——再次强调：我认为中国的成长性这个客观支撑，加上我们贯彻中央所说的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我们未来市场人士人生价值实现的主要舞台，一定还会首选咱们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同时，还要胸怀世界，找到机会的时候，我们要积极参与“走出去”。以上这些，是我们选择长期主义行为模式的一种依据。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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