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亚当斯密人性观和马克思人性观的异与同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说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马克思在其《费尔巴哈论提纲》中说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如果我们把前人关于人性观及其善与恶根源的思考、探知,暂且归结为人们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观念及其行为的思想根源问题的话,那么,亚当斯密基于自身经济学思想基础上的人性观及其人性善恶观,和马克思基于自身阶级社会观基础上的人性及其善恶观,是否可以大致归纳成如下情形:
亚当斯密从其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人们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观念及其具体行为等,是依据其自身利益决定的,只是后来实际的结果不自觉地共利了社会。这里且称之为“利益人性观”吧。
而马克思根据其阶级社会及阶级历史发展的思想观念来看,每个人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观念及其具体行为等,取决于该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取决于该人的人生经历、阶级成分及社会背景等。这里且称之为“阶级人性观”吧。
那么,基于以上两个不同的人性观,我们试着作这样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看看:
首先,亚当斯密“利益人性观”关于个人利益决定论中所谓的个人利益,其中包括个人利益的价值衡量、价值取向等,是怎么明确及定性的呢?换句话说,衡量其利益的价值尺度是什么?决定其利益乃至其中利益取向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如果排除这种利益及其价值尺度、价值取向是天生而来且永恒不变的观念的话,那要从基本逻辑上构建完整的利益人性概念,就还得回到实际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亦即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只不过这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决定着人们的个人利益的,继而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得出了人们对待社会和他人的具体态度、观念及其行为而已。而最后,这样的行为结果又不自觉地共利了社会。
再来看看马克思“阶级人性观”中所谓人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每个人人生经历、阶级成分及社会背景等,这些东西从其诞生到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中,又是受到什么因素所决定的呢?既然有经历和过程,那就应该有经历和过程中起到决定性和规律性作用的因素,那可又是什么呢?或是人的阶级成分和社会背景决定人的人生经历,人的人生经历又反过来决定人的阶级成分和社会背景,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变化的?再或都是先天注定、不可更改的?……总之,社会关系终究是后天的,人生经历终究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短到长、从简单到复杂不断积累的,直接用社会关系总和来替代所谓人性及其根源的全部,人们仍然无从找到人性抑或人本质的根本,无从找到其发展变化规律性的依据。
如果排除人们人生经历、阶级成分及社会背景的先天决定性和不可更改性,那决定人们对待社会和他人的态度、观念及其行为,并贯穿发展变化整个过程始终的内在因素,要从根本上认识人性的亦即人本质的问题,就还得归结到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即意识特性这一广义社会价值观的本质上来;还得归结到人行为的价值规律性的问题上来。即就还是回避不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利益驱动性问题,只不过这利益驱动性应该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性的基础之上。
——那么问题最后就转换到了人及人类社会的价值本质问题上,转换到广义社会价值价值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上来了。
后来马克思专著《资本论》,试图全面、彻底阐述“剩余价值”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只可惜其中关于价值的本质仍囫囵照搬了马克思之前社会学及政治经济学界笼统提出来的“劳动价值观”,价值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被确定为没有实际内涵亦无从定性定量的“劳动量”及其孤立的数值计算之上,把广义的社会价值看成是自在于社会关联之外、不受任何社会因素及其发展变化所影响、甚而是可以通过孤立的计算予以确定的、僵化不变的“劳动量”了。
2023.1.15




微信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