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你还记得1978年之前的中国有多穷吗？几乎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82%以上的人都是农民，将近9成的人每天可支出的钱都在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比南非还要低。

当时国内产业极度落后，贸易占GDP的比例还不到10%。人家的飞机满天飞，可我们还在拥挤滂臭的绿皮火车里，和鸡鸭猪狗混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眼巴巴地看着世界大厂到处捞金，人家的一辆车、一台冰箱、一块手表，在许多国人眼里都代表着天文数字。

再来看看现在，2018年我们的GDP总量就突破了90万亿的大关，外贸进出口总值30.51万亿元，人均收入2.82万。中国的抖音在海外横扫短视频市场，华为强大得连美国都忍不住出手制裁，小米直接在印度包揽了智能手机1/4的市场份额...我们的茅台是全球价值最高的酒类品牌，比亚迪汽车在欧洲的销量惊人，连东风系列快递都受到全球军火商的好评。

在全世界前100强的企业里，中国占着14席！国产品牌从以前被人看不起的“水货”，变成了令西方重新估值的硬货！而国人也从以前的吃不饱，到现在吃得太好不得不减肥养生。

不过短短40年，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崛起，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这里面记录了中国企业从乡间小路走向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

首先，创新来源于一线技术人员，带动了“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中国的崛起是经济先崛起，而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创新从哪来，从积累丰富经验的一线技术骨干人才和工程师那里来。

在通过改革开放来实行“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时候，我们成功抓住了与发达国家工业对接的机会，再加上政策的扶持，很多国产企业纷纷寻求与跨国公司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并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

中国入世之后，很快就融入到了全球供应链中，毕竟我们人口基数大，市场潜力十分广阔，但当时我们面临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发达国家从心底里瞧不上我们，只把我们看成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地，顶多就是人口多，市场更方便他们割韭菜。

为了把握住他们起步早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外资虽然入驻中国，但仍旧牢牢把持着很新技术，甚至不约而同的联起手来要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那个时候，一个相对粗糙的新车油泥模型都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感到头疼，因为他们被外资工厂长期隔离在了产品和技术开发活动之外。

我们的一线工程师被压得太久，在沉默中终于爆发了！中国人从来不缺少韧性，人家不带我们玩，我们就自己干，大不了就是花钱把成品买下来，然后一部分一部分慢慢拆开来逆向推导和研究。

那时候的科研人员是真有骨气和干劲啊！

为了自主生产出我们自己的万门交换机，研发人员多次坐绿皮火车到深圳中英街的二手元器件市场淘宝，通过零零散散的拼凑，才整合出一套勉强能用于研究的电子元器件。

东北的老国企被外资包围的时候，全厂召开动员大会，从领导到维修工都愿意加班加点，义务劳动去修建新的生产线。

为了实现国人自己的“造车梦”，奇瑞的研发团队哪怕只靠游标卡尺，也要咬牙设计出属于自己的车型。很多骨干离开了安稳的家乡和妻儿，独自南下闯荡，却又在火车启动后默默流泪。

一代又一代的人才，经过无数废寝忘食的研究，终于让咱们的产业技术全面开花结果，可以说，国产品牌的自主创新崛起之路，离不开一线技术人员开创的“人才红利”。西方的工业比我们早了上百年，科技制造业领先了数十年，是中国工业人的韧性，用巨大的付出翻越了时间的高山。

中国企业崛起的第二步，是放权给技术，形成以工程师为中心的开发模式。

现代工业要求极高的效率，而复杂产品涉及的零部件数量庞大，精度要求高，产品内在多层模块嵌套，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技术，这些没有专业的高级技术人才来把控方向是不行的。如果让外行人来指导内行，就很容易出错。于是，国产品牌开始尝试着放权，让一线技术骨干和工程师们来参与决策，形成了“以工程师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又是一种创新。

一线的技术人员掌握着项目实施中的主导权，不仅能让这些高端人才打心底里认同国家和单位，还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到技术学习和创新开拓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然而这还不够，现代工业经济复杂的分工体系，要求我们的创新不仅要涵盖技术，还要包括企业组织、人才培养和各个环节的有效协调与合作。

咱们为啥会被西方在技术上“卡脖子”？要么是技术不够，要么是材料不足，归根究底，是我们的工业还缺乏共同的高效组织协调机制，这靠企业单打独斗是拼不过的，还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弥补个体的不足，通过政策调控来有效衔接不同的主体，“公”与“私”之间有效互动，一起塑造本土创新市场。

于是，一批批理工高校、管理专业、实践基地、交流平台被搭建了起来，长期的自主创新战略，为市场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随着咱们的工程师数量越来越多，技术人才队伍越来越庞大，国产品牌的竞争力也来到了一个新台阶，在2005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主导型”企业群体崛起的现象。

我们用实力让西方重新对中国的技术、人力资源和工业产品进行了“估值”。当他们放下傲慢正视我们的时候，我们早就开始超车了。

崛起的最后一步，就是让技术和一线团队站在舞台中央，高端和低端市场两手抓。

华为的任正非，曾在2009年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谁来呼唤炮火，应该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决策”！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呼吁把更多的决策权下放到一线团队中。因为只有他们最接地气，最明白竞争对手在干什么，也最清楚市场和客户最需要什么。

意识到这一点后，华为是第一批率先尝试的企业。2014年，他们在广州分公司进行了试点推广，大大删减了上下级之间的互动流程，让一线团队报批的时候，多了不少决策权。这个尝试让华为一下子就提高了效率，于是不久后，他们在整个集团都推行了放权模式，给企业注入了创新活力。

随后，中兴、海尔、腾讯也都参考了这种模式，除了应用到在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中，很多国产品牌还把它带到了对外运营中。比如在中外跨国合作项目时，中国的企业既要服务中产和高收入群体，又不忘关注县镇的边缘市场。

这一点和西方大厂完全不同。他们人少，钱多，所以基本不关注下沉市场，觉得穷人不配、也买不起他们的产品，因此完全没必要将高成本的人力资源投入到这些地区。这种傲慢，让我们用事实狠狠地在他们脸上打了一巴掌。当华为和小米高性价比的智能机疯狂涌入欧美市场的时候，傲慢的西方人完全不敢相信，威胁到他们的产品，一开始居然是为下沉市场服务的！